日 寇 侵 华 见 证
——庆丰面粉公司遗址
在河北区调纬路与北站之间的北六马路上，沿街有一处长40米、高4米左右的老式残缺建筑，这就是迄今七十多年的庆丰面粉公司遗址正门。该遗址是幸存的日寇侵华见证之一。
庆丰面粉公司的兴衰，是天津近代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二、三十年代几度兴废。天津沦陷前夕，这里又遭日寇飞机轰炸，仅剩残垣断壁。
庆丰面粉公司的创办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这给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时机。 洋面粉进口锐减，是民族面粉工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的标志。 同时，五四运动的爆发，掀起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潮，市面上的洋面粉几乎绝迹。相比之下，国产面粉出口激增，虽然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秋,华北地区发生特大旱灾，但小麦歉收的负面影响尚未明显表现出来。据1920 年的统计，中国小麦仍出超842万余担、面粉出超344万余担。
天津早在光绪四年（1878）就诞生了用蒸汽作动力的火磨房，即贻来牟机器磨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天津已出现了数家机制面粉厂。使用钢磨磨粉机，代表的是先进的生产力，对近代天津城市现代化起了推动作用。1915年，中日合资的“寿星”在意租界海河岸附近建成后，天津面粉工业开始向规模化生产过渡。1919年至1925年，福星、民丰、大丰、庆丰、嘉瑞、三星、裕和、乾义及由寿星改组而成的三津寿丰等面粉公司的陆续兴建，使天津机制面粉加工进入繁盛时期，跻身于全国六大面粉工业城市之中，在上海、哈尔滨、济南、无锡、汉口之后。
庆丰面粉公司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于1921年创办的。该厂厂址选在北站附近的坑洼荒地之上，位于交通运输都很便利的北站货场和新开河之间。总资本额67万元。其中蔡成勋(1871—1946，天津人, 1920年任陆军总长，1922年任江西督军，1924年12月后回津）投资19.5万元， 王占元（1861—1933，1916年任湖北督军，1921年在津商讨时局，同年被迫辞职，寓居天津）投资15万元。 倪嗣冲（1868— 1924，安徽督军，1920年皖系失败后，寓居天津）是北洋军阀中在津投资工业最多的一人，他不仅投资大丰、寿丰，在庆丰也有股份。 这样，庆丰实际上与当时大多数面粉公司一样， 也是被军阀势力所左右。其余零散股份中， 有著名教育家、 实业家卢木斋之四子卢南生（曾留日，任华北多家电灯公司经理）的投资。庆丰建厂前，卢木斋即在当时河北区五马路附近荒地购置房产，后建房成巷。卢据严复译著《原富》中“田地、资本、人工是发展经济的三要素”一语，取堂号为“田本堂”，故所置房产均以堂号“田”字取名。至今，五马路附近仍有心田西里，心田新里两地名。据说，卢家对庆丰选址起了指导作用。美商恒丰洋行的经理王心斋（上海人，富商，庆丰钢磨等生产设备即通过该洋行购进）、李廷玉（字实忱，1924年任江西省长，后退职回津）之弟李干忱也是股东。另外，力主建厂者陈文翰四处招揽股东，斡旋诸军阀之间，他的股份是３万。陈文翰，字子林，山东人，曾任华耀军衣庄（河北天纬路上，制作兼销售， 与张家的恒纪德并称天津两大军衣庄）经理，是李廷玉的妹夫。 陈文翰虽不通面粉业，但由于能力强，仍被推举为经理。协理是袁戟门（原为孟养轩开办的谦祥益绸缎庄的走街人员，与王占元同为馆陶人，相互熟识，后曾任卷烟统税局局长）也是庆丰股东之一。当时面粉业有名的人物张良谟（1881—1950，沧县人）与陈文翰熟稔，原想邀张良谟任庆丰经理，但这位经营粮业的行家，正帮助刘鹤龄管理着福星面粉公司。虽未能腾出身，但张良谟仍给予陈文翰悉心指导，并推荐齐秀三到庆丰任职，负责收购小麦等事宜。
该厂占地面积计有２万平方米左右。1932年绘制的四区、五区政区图上，庆丰厂址轮廓清晰。厂门前自然形成新路一条， 按当时的道路序数排列（该路1953年前曾称六马路， 后又部分改为现名北六马路）。
陈文翰之子陈启蒙（1914年生，工商银行和平支行退休职员）在1923年秋天庆丰建成投产时，年仅八、九岁，当时家住三马路与辰纬路交口附近的平房大院内，在东窑洼直指庵小学堂上学。据他回忆，庆丰正门牌楼上方是由华世奎写的厂匾，为“庆丰面粉公司”六字。靠近新开河的后门上方的匾，则是由李兆珍（1845—1930，福建长乐人，1902年曾任天津府知府）所写。厂房建筑由沧县籍工程技术人员苑昌言设计，并组织施工。据说，庆纪东里、庆纪西里（1920年蔡成勋建房成巷，以其堂号“庆余堂” 定名）的民宅，都是由这位刻苦自学、无师自通的建筑师设计的。庆丰的总工程师名叫胡春翔，是当时一位较知名的南方籍技术人员。他负责购置安装了机械设备。胡春翔曾主持安装调试过寿丰、福星、嘉瑞等厂的机械设备。庆丰是股份有限公司，投产后曾发行股票。陈启蒙老人至今还收藏着其父在股票上专用的经理印章。庆丰投产时，有钢磨15部（一说18部），工人148名，日生产能力4200包（当时每包可装22斤），品牌为“双如意”，其生产设备的自动化程度较高。
动荡年代的面粉业
当时，面粉厂机器轰鸣，繁忙一片，但背后却蕴藏着很大的市场危机。由于受1920年旱灾、1924年黄河泛滥及1925年连续三年大旱的天灾影响，小麦歉收严重。进口小麦和面粉激增。1924年，小麦入超（贸易逆差）500余万担，面粉入超近650万担。国产面粉因麦价上涨，成本大增。同时，洋面粉趁机压价竞销，可谓来势汹汹，使得国产面粉难以按成本增长的幅度加价。因此，民族资本中的面粉工业一下子陷入两难境地。大量洋粉压境，加之军阀连年内战对社会的危害加重、捐税负担繁重、企业又盲目上马、缺乏足够后备之资、民族资本家自身应变能力差等，导致一些实力较弱、经营不善的面粉厂不得不停产、倒闭。
庆丰恰逢其时，所以开业不足一年便停工，设备闲置。陆续歇业的还有裕和、嘉瑞、大丰、乾义、涌源、增兴厚等。三星后遭火灾而停业，大丰经改组成了永年。至1929年，勉强维持门面的仅“三津寿丰”的桃牌面粉。民丰时开时停，福星也因火灾而改组。直到1931年，因金价高涨，洋粉进口才一度减少。机制面粉中的寿丰、永年、福星、民丰、嘉瑞及庆丰等才瞅准机会复工。由此可见，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资本工业，只有在帝国主义在压榨有所减轻的时候，才能得到一丝喘息之机。一旦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加剧，民族资本工业便首先遭到冲击，而趋向低潮。这几乎成了近代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一条规律。
当时，留美的经济学者李政厂想要在实业上有所发展。由大陆银行出资，他租赁了庆丰厂房，有关手续仍由陈文翰办理。 庆丰重新开业时，改名为“庆丰陆记面粉公司”，李政厂任经理。 1931年下半年，美国面粉又大量涌入天津市场，庆丰、嘉瑞等难以承受冲击。李政厂的抱负难以实现，只好退租赔钱了事。此后，天津面粉工业仍是步履维艰，无出头之日。“九·一八”事变后，洋粉压价倾销、政府裁小麦厘金、改征面粉税等措施都使面粉业有苦难言，难以为计。“七·七”事变之前，天津只剩寿丰所属三个厂和福星的一个厂。 庆丰的厂房设备由于仍保存着， 所以股东们在观望，盼着有机会恢复生产，以图东山再起。股东们基于此念，还出资聘用两名伙计值班守卫厂区。陈文翰的军衣庄于1934年左右停业，他在东门外大街干起了合丰公司，经营盐业。
三井洋行与庆丰被毁
“七·七”事变后，京津地区战云密布，日寇的魔爪伸向了手无寸铁的民众。紧急部署的日寇，于7月底有计划地动了武。7月29日，驻津的中国守军与日寇发生激战。下午2时，日寇出动飞机轰炸天津市政府等多处既定目标，血洗津门。庆丰厂区的五层楼厂房等建筑被炸毁，两名值班伙计被炸死。天津沦陷后，日寇开着铁甲车撞开厂门，占领了该厂。随后将未被炸毁的大部分机器设备运走。整个过程似有预谋，人们惊恐之余，不知庆丰缘何也成了军事目标被毁。
陈启蒙作为目前唯一健在的知情者，披露了当年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据他回忆，天津沦陷前，他还在马场道上的私立天津工商学院上学。当时全家都不敢住在辰纬路，跑到意租界居住。家里的生活用品是后来偷着搬出来的。陈家一个朋友在日商经营的三井洋行工作，该洋行是位于日租界东南端、面向海河的一处三层建筑（今锦州道东口）。他偷偷地告诉陈家的人，他曾在洋行的日商经理办公室里，无意看到过几张夹杂在商业文件中的天津市区地图。地图上分别标有许多红点，有市政府，南开大学等，也包括庆丰面粉公司。联想到这些红点与日机轰炸的目标十分吻合。这名职员（陈启蒙未能回忆起其姓名）很吃惊。他经进一步暗访得知，庆丰面粉公司的五层楼厂房，是当时北站地区的最高建筑，楼顶为面积较大的平台。因此，天津保安队在此设置了高射炮，并曾进行过防空演习。三井洋行里的日商，多为日寇情报人员，自然不会放弃及时搜集这一情报。确定日机轰炸的目标，与三井洋行有着密切关系。
三井洋行是日本三井财阀对旧中国进行侵略的机构，是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在华各支店的俗称，1907年先设于上海，后在天津、青岛、汉口、大连、丹东、哈尔滨等地设置支店。该行与三菱公司共同垄断、操纵对华经贸活动，还大量收集中国政府、经济、军事情报。直到抗战胜利后，三井在华支店才被国民党政府接收。
三井在天津的历史较长， 早在光绪初， 三井便在津销售三Ｋ牌有光纸和太平牌有光纸。光绪十年（1884年）后，与成记纸行（东北角楼房，康有为题匾）建立长期业务往来。1907年在津设三井船舶修理厂。后来，三井成了在津倾销日本洋棉纱、布的最大日商，并大量收购中国原棉、控制出口价格。日本为掠夺中国的白银、银元、铜元，还大量收购盗运。三井、三昌、大仓等设在天津日租界内的洋行，将四处搜罗来的大量白银、铜元，装入麻袋东渡。为掩人耳目，日本领事馆还将其当成外交行李箱装船运走。
三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北地区的特务调查活动加紧，并以天津为中心，建立很多的特务机关。满铁天津事务所即主要特务机关之一。三井物产支店与其保持着密切的情报交流活动。
三井与天津面粉工业的关系，可追溯至1915年朱清斋创办寿星之时。他找到三井洋行天津出张所的日商森格，请求三井帮助筹办建厂。三井向国外定购设备，并向意租界工部局租地（原海河广场观礼台附近）建厂。投产后为中日合资，改厂名为“寿星制粉株式会社”。三井出流动资金，派驻管理人员，技师为日本人申野。掌握寿星经营管理权后，三井控制该厂长达三、四年之久。五四运动后，寿星的桃牌面粉滞销。李宾四趁机筹资买回三井股份，还清流动资金，改为自办。该厂即为1924年改组创办的三津寿丰的前身。
天津沦陷后，面粉工业原料大部分中断，实难维持。1938年，日寇变相收购了嘉瑞，后划归三井，更名为“东亚制粉株式会社天津工场”，生产的面粉主要供日寇军用。1939年又增磨粉机6台，日产300 包。1939年日伪建立“华北小麦协会”后，小麦全部由三井、 三菱等会社统购， 对面粉厂实行原料统配，为日寇的血腥统治服务。庆丰被毁后的机器设备，很可能是由操纵面粉业的三井处置的。
日寇在此设立俘虏收容所
1941年，山西西南永济县附近的中条山（长约170公里，黄河、涑水河、沁河之间）驻有国民党7个军主力，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同年3月至5月，日寇集结10余万人攻打中条山，史称中条山战役即晋南战役。5月7日，战场上近10万国民党士兵几乎大部被俘。13日，中国军队主力突围，后挫败敌人攻势。27日，战斗才停止。日寇将俘虏分送至张店、运城、临汾、太原及天津等地。
日寇在天津的俘虏收容所，即设在庆丰院内。据幸存的首批俘虏之一马友欣(张荫梧部少尉报务员) 回忆，庆丰的门牌为六经路一号。门额横排为“庆丰面粉公司”六个金字。院内空空，机器及原料都没有。 大院子横宽约80米，纵长约100米。 院内正北面是一座空库房，内分三大间，约有900平方米的空间，都是木地板，并不潮湿。屋顶很高，墙的高处有小窗，光线不太暗。院内东北角是个废锅炉房，仍竖着大烟囱，房子已没有了。院内东面则是一个机器房，有大窗户、洋灰地，地势较高，室内有机器底座，机器已无。 院内西北角有３间小屋，南面有20多间居室，东西、 北面有围墙，院外周围设有铁丝网。大院外的东面、北面是旷野，距铁路约200米。 西面是广场，南面较远处有一钢铁厂，经常发出汽锤敲击钢板的震动声。因年代久远，其所说方位可能不太准确。其所指的钢铁厂或许是新开河北岸的津浦铁路机车房修车厂（今机车车辆厂）。尽管如此，这是目前所知的唯一的对日伪时期庆丰现状的亲历记述了。
当时，第一批俘虏500余人从临汾辗转来津，于6月2日收住。日寇一名中队长为所长，翻译3人，小队长３人，日本兵30余人。日寇均住南面居室。俘虏每50人一班，住在北面大仓库里。后来，院里运来大批木料、苇席、铁皮瓦等， 外来的工人在院子正中和东北角建造成简易房屋， 能容千余人。６月中旬，第二批俘虏从新乡而来，约1500人。后又送来3批，共计5000余人。其中，身体强壮者送往东北，计有4000多人。据说是替日寇修筑对苏作战的防御工事或当劳工挖煤，很多都惨死于东北工地。
收容所内西面一间屋为医药室，但俘虏的卫生条件很差，传染病很厉害，一两天就要死一个。俘虏们就要抬棺材到院外东北方100米外旷野掩埋。 此地距新开河很近，很湿，仅挖半米就见水了。后来人死得多了，就用草袋子裹着掩埋草草了事，近四个月共埋死尸500多具。 到10月中旬，俘虏中的校级、尉级俘虏都调充至汪伪军队中，大院里这才恢复了平静。
渐成杂居大院
抗战胜利后，庆丰已基本上成为一片废墟了。股东们又活跃了起来。曾担任过蔡成勋家庭法律顾问的著名律师张务滋，受股东们之托，清理债权债务。在有关会议上，代表股东卢南生出面的是卢开源。被日寇处理的机器是找不到了。 每个股东只分得零星的补偿费。 这才宣告庆丰面粉公司正式停业。后来，利用这一空地，建成了铁路职工学校。五十年代中期这里又成了铁路第54家属宿舍，如今的门牌号为北六马路８号，院内居民拥挤，已逾百户。临新开河一部分空地，后成天津铁路分局党校，如今已建新楼。
据院内九旬老人黄英显回忆，原来院内有地下室，可能是庆丰时期的洗麦车间或防空设施。控水专用的五层高小圆楼，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拆除。另外，院内还保留着当年庆丰化验室，原貌依稀可辨。从北六马路沿街观察，庆丰门楼为青砖结构建筑，装饰设计精巧。大门洞已被砖堵死，形成了一间居室。大门洞上端是厂匾，已被洋灰覆盖，遇雨隐约可见“庆丰”二字的基本轮廓。除门楼整体基本完整外，幸存的沿街建筑还有门楼左侧旁门及部分山墙。
二三十年代天津的面粉公司中，仍保存着门楼旧址者唯此一家。悲壮地站在我们面前的残缺门楼，似乎倾诉着当年那多舛的命运。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