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作军妓

　　天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统治天津时期，曾多次成批地强制性地征集中国妇女到日军中充作军妓。
　　主持操纵此项罪恶勾当的是，在战后被远东国际法庭列为战犯的天津防卫司令部长官本间雅晴。在他的司部之下，有一个专门机构“防卫司令部安慰所”，又名“别动队”，由天津著名的大恶霸、日本人的鹰犬王士海率领的。他持有日军委任的少将军衔，组成“武装别动队”，依靠日本侵略者的势力，逞凶称霸于一方。在他手下一伙恶犬一样的原侦缉队员和流氓，专门从事抢劫、绑架中国青年妇女的勾当，定期献纳于日本防卫司令部。每批二三十名，以三星期为期。在1944年7月3日由天津警察局特务科警士王芝仁写的一份社会情报说：“别动队”是公开勒索的强盗，他们枪劫妇女，若出高价赎身者，方可释放。由于他们经常在南市一带抢劫、绑架年轻妇女，市民人心惶惶，社会舆论哗然。破坏了社会治安，影响了地方繁荣。”
　　日军强盗强征中国妇女作军妓的另外一种手段是唆使天津汉奸政府，由警察局出面主办，在天津挑选妓女，送给日军蹂躏。例如1945年4月11日，“天津防卫司令部”通知“天津特别市政府”，要他们挑选100名妓女，由军医验选，再从其中选取20名，送到军妓院，地点在二区槐荫里一号。承办此事的天津警察局给汉奸市长周迪平的报告中说：“他们令饬第一、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各区的“乐户分会”（由各妓院组成）共选100名妓女(实到93名)于4月20日在警察医院作初次检查，又于4月25日，由军医官、警察医院院长等再次进行检查，选了合格者梁树梅等34名；复于4月28日在警察医院集合，由防卫司令部德本文官接赴十一分局界内秋山街同仁会妇人医院作第三次检验，复验后张慧敏等20人，于下午7时送交槐荫里一号“军人俱乐部”。交该部管理人，木村点收。”在这份报告之后，同时复呈了20名慰军妓女的名册。
　　这个所谓的“军人俱乐部”，实际是一个监狱式的军妓院，除了由日本人木村总管外，还派去中方监督一入。军妓不许自由活动，不经木村许可不准外出，只有每月的8日、20日两天允许家属探望。强制充作军妓者，军方每月给白面两袋，“有家属者每天4斤小米”。 伪政权为收买妓女“选送”，每人发给“一次性特别津贴2万元。总共40万元， 这些钱完全由“乐户分会”向各妓院的妓女们强迫均摊。当时在册的妓女共2904人，二等妓女要摊200元，三等妓女摊100元，四等以下妓女摊70元。这些妇女以此为卖身价，被推进军妓院这个火坑。强征的军妓不只供给驻天津的日本侵略军，还成批的被送到河南等地。
　　1944年5月31日有一份“社会情报”里面称:“在日本军方授意下，天津伪政权有关各方面为慰劳日军前方将士，由市各乐户中选体格健壮貌美的妓女200人，组成妇女慰劳队， 去河南开封一带担任慰劳事宜。”
　　有较详细记载的是，1945年7月办理的选送军妓赴山东的经过。 这次选妓，是由天津防卫司令部高森副官、从山东来的日军佐藤中尉、天津警察局的日本毛利专员和伪警官共同督办。 7月29日于“乐户总会”召集各“乐户分会”的会长16人，强行征集25名军妓去山东。当时在册的天津妓女是2763人，因此定为百名妓女中必须征集一人，并命应选的人，于次日到同仁会妇人医院做健康检查。在日军强逼之下，各乐户分会的头头只好应声在“万难之中”作这次选妓的事。
　　这一次“选妓”可能是为了减少些阻力，将“特别津贴”的价码提高到每月5万元，计3个月共15万元，并且一次付清。但仍然是搜刮妓女，由她们均摊这笔巨款。山东军方为接这批天津军妓，特别颁布了《军方待遇说明》。原文内容是：
　　一、慰军地点：山东省莒县1437部队。
　　二、慰军人数：25名(以身体健康，姿容秀丽为合格)。
　　三、期限待遇：3个月(8月1日至10月末)。
　　1．妓女每人每月无偿配给白面2袋，家族(以5人为限)每人每月配给杂粮60斤，每斤1～2元(均在天津配给)。
　　2．妓女本人之食宿衣饰、化妆品，日用品、医药等，均由军方无偿供给。
　　3．花代：士兵每次10元，初级军官20元，高级军官30元，每次以一小时为限。
　　4．旅费由军方负担。
　　这次用刺刀逼着中国妇女去山东的慰军，由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未实施，但这些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在天津犯下的罪行，记录下来的令人发指的丑行，是抹不掉的史实。这种野兽一般污辱中国妇女的行径，应该公布出来，教育人们：这样的历史永远不能让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