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统治下的军粮城机米厂　　　　　　
　　1937年，有些日本经济界的人士就曾筹划过在我国东北地区即他们所谓的“满洲”搞大农业，同时企图把大约100名居住在美国的第二代日本农民移居“满洲”，无偿地分给每人土地 100英亩，条件是这些农民必须从美国带来相当于一万美元的农业机械，意在中国搞美国式的大农业经济，但此项计划遭到日本军事当局的断然否决。然而，曾在朝鲜仁川、釜山等地拥有大型大米种植基地和稻谷加工企业、素有“精米大王”之称的日本企业家加藤平太郎却计划在满洲开垦更多的土地，加工稻谷百万石。“七七”事变后，加藤平太郎到日军侵华前线“慰问”日本侵略军，此行他看到我国华北地区沃野千里，有“巨大的魅力”，可以实现他的梦想。于是在行程中，他委托中国人张宗援等为他物色一个适宜的地方。
　　1938年加藤平太郎派他的第三个儿子加藤三之辅到我国华北实地考察。加藤三之辅当时26岁，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子承父业，他曾准备到古北口进行实地考察，那里是潮白河的发源地；也曾接受日人中条浩造、中国人王玉章及渔业联合会长的建议，开拓天津东南小站镇一带。但因水源有困难，及中国人民的反抗难以立即着手。当时日本侵华时期的最高经济机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及天津陆军特务机关担心这样做会引起日本国内稻民的不满，因此只主张开拓棉田。加藤三之辅只得放慢筹备工作的速度，并在天津日租界福岛街4l号中东公司大楼内设立“朝鲜白米天津办事处”。
　　“七七”事变后，日本疯狂侵华，在华的日本侵略军日益增加，他们所吃的大米全部来自朝鲜半岛西海岸的镇南浦、仁川、群山、釜山等地。由于分配时是先军需后民用，华北日人吃米极为困难。当时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农政班长东畑四郎明确表示“我们非常重视华北盐碱地带的水田开发事业”，要求“在那里留住的日本人的食粮务必尽快地采取当地自给的办法。因此，希望建设必要的制米厂”。加藤平太郎看出了其中的变化，在给他的下属的一封电报中说：“我的梦想在华北有实现的可能性。”
　　1939年天津发大水，加藤三之辅觉得有机可乘，一方面得到华北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的批准，取得朝鲜总督府池上四郎的支持，把朝鲜产的7000担稻种和东北产的3000担稻种(稻种品名为“陆羽132号”、“中生银坊主”、“爱国”)紧急运到天津，准备发放给稻农更换水稻品种。另一方面，为了尽快创立从稻谷种植到大米加工生产的垄断企业，又与天津东、南两郊的乡绅李德清、张一清取得了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与投资。经过筹措，由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天津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批准，并得到北平、天津、塘沽日本领事馆营业许可，由加藤平太郎最后决定，于1940年1月15日正式创立“军粮城精谷株式会社”(简称军谷)，资金 100万日元，朝鲜精米加工企业投资占95％，当地投资占5％，性质为日本私人所有企业。军谷公司占地500亩，加上袁家河东试验田250亩，共计750亩。
　　加藤平太郎决定在军粮城建立精谷株式会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有一个朋友叫伊达，是侵华日军的一位将领，曾极力支持他在中国搞水稻种植和稻谷加工。“七七”事变后，伊达的部下作为日军协助部队，编成“华北自治联军”，军粮城恰在其管辖之内，厂址设于军粮城，可以得到伊达所指挥的侵华日军的直接保护。
　　1939年秋，加藤三之辅率鬼仓福太郎等人完成了工厂设计，制定了施工计划，1940年春破土动工。军谷公司用的所有红砖都是本地的，所用的砂石料是从唐山等地运来，各种碾米设备则从朝鲜运来。用了8个月的时间，碾米车间、锅炉车间基本建成了。到了11月，一个年产45万担大米的“清水式”五机四个系列的碾米设备安装完毕。11月23日举行落成典礼仪式，并试车投产成功。当时没有电力，就用一个300马力的蒸气机做为动力，年底大米生产就基本上正常运行了。1942年又建成了糠油车间，利用生产大米的稻糠榨制稻糠油。1943年制粉车间、麦饼车间也相继落成，另外还用榨油的下脚料制做肥皂。这样，一个加工、生产、储存综合利用的粮食加工企业就趋于完善了。同时，从京山线军粮城站配上铁路专用线，再加袁家河、白河等民船搞水路装卸大大方便了货物运输。
　　当时生产车间每天开车12小时，月加工大米3500吨，月产糠油6400公斤，月产麦片450吨，玉米粉750吨，生产肥皂6万块。工厂生产的大米和麦片由华北平衡库负责调出，主要供应日军、日侨食用。玉米粉、糠油、肥皂主要“配给”厂内工人和稻农。
　　随着工厂的建成和完善，加藤三之辅建立了一套管理机构，以强化对工厂的统治。当时军谷公司有日本人、朝鲜人和受过训练的中国职员共260人，中国劳动力最多时达2500人。军谷公司本社设在北平骑河楼12号，支店设在天津法租界，当时的管理人员有：
　　会长：加藤平太郎(长住日本国内)
　　社长：林田久仁男(兼任朝鲜精米论山支店长)
　　专务取缔役：加藤三之辅
　　重役取缔役：李德清(中国人)
　　天津支店长：中村一郎
　　军粮城工厂厂长：栗山宇一、仓永好光、金森成吾(朝鲜人)。
　　厂内设：经理课、劳务课、营缮课、总务课、业务课和警务课六个科室，分别管理全厂的各项事务。生产部门分三部二场，即“粗米部、细米部、机关部(主管供气、供水、电力的动力部门)，二厂是榨油工场、制粉工场。这些科室和工场都由日本人控制和领导。以下还有由中国人担任的大小工头若干人。
　　军谷公司的管理是非常严密的，公司任用人员大部分是加藤三之辅的老同学、老朋友，任用的中国职员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
　　加藤三之辅开办的并不桌一个单一的大米加工厂，实际上是一个从开垦、种植到稻谷的收购、储运二加工一整套庞大的农业垄断组织。
　　早在建立军谷公司以前，加藤三之辅就亲自调查了华北、内蒙等地，掌握了稻谷的种植区域和产量分布情况。为了控制当地农民交出他们收获的稻谷，加藤三之辅改变了他父亲在朝鲜的做法。他父亲在朝鲜时，拓垦的一切土地所有权完全归日本人，这就使朝鲜人感到土地被掠夺而产生抵抗情绪。加藤三之辅认为，目的不是为了得到土地，而是为了得到农民收获的稻谷。所以在中国土地归原主，除了军事控制，还利用高利贷的形式发放资金、实物，使当地农民完全在日本人控制下，以实现100万担稻谷处理计划。加藤三之辅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他父亲的赞成。就这样，在稻谷产区很快地成立了芦台、小站、咸水沽、葛沽、八里台、军粮城及上海7个“出张所”。出张所下面又设“农事组合”，每个“出张所”和“农事组合”都由若干日本人领导。农事组合负责发放贷款、稻种、肥料等。到了秋后，收下来的稻谷全部上交军谷公司。1944年军谷公司控制的耕种面积达478000余亩，收购稻谷达61000多吨。
　　加藤三之辅控制这么多的土地，收购那么多的稻谷其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据加藤三之辅的备忘录记载，他开拓种植资金是由“华北政务委员会”拨付的，收购资金是由华北平衡仓库拨付的，工厂的设备资金是由加藤平太郎在朝鲜精米加工厂借入的，所以生产的大米完全由日军控制。
　　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加藤三之辅也被征去服兵役。为了加强战争补给，天津海光寺“北支(即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把军谷公司改为“米谷统制会”。“米谷统制会”本部设在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内。上属“北京兴亚院”领导，下设警务部、业务部、事务部和警备队、勤农队和特务队，此外还设立了9个科，把各地的“出张所”改为“米谷统制会”支部。
　　“米谷统制会”是一个庞大的机关，有成员1040人，其中警备、勤农、特务三个队就占700多人。它以军事统制经济，武装收购稻谷，对中国人禁吃禁运，三个队的成员先后都经过日军的严格训练，军训后发给枪支弹药，全副武装的分配到各地支部。他们到处设卡堵截，常常借查运稻米为名，敲诈勒索，搜刮民财，抓捕当地群众进行拷打审讯，搅得民不聊生。当时的农民群众给“勤农队”起一个很形象的外号叫“擒农队”。
　　在日本人统治下，广大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军谷公司的工人们更是受尽了日本的剥削和压迫。机米厂建厂初期，由于日军入侵、夺掠加之水灾，天津地区的广大农民生活极端困苦，他们无地可种，无工可做，大批的农民为了生计，到军谷公司去干活。农民们了为生活，每天鸡叫头遍就起来排队。天亮后由日本人和工头出来挑选，选上的进厂还要经过严格的搜身。无论严冬酷暑，离厂门口老远工人就得解衣让日本人搜身，衣服解慢了还要挨一顿揍，日本人看谁不顺眼就打几个嘴巴是常事。有一次，一个姓刘的工人做木工活时不知什么时候蹦进口袋里一个小钉子，被日本人搜出来，拳打脚踢，最后被打的爬不起来了。工人们出入工厂，个个提心吊胆，有时竟因为搜出身上的虱子挨几枪托。当时工人们都说：“出入要过鬼门关，进厂就是阎王殿”。
　　工人进厂，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上班来早了不准进厂，来晚了也进不去。穷苦人家里没有钟表，上班不知道时间，很多人常常是起冒了早，而不得不在工厂墙根下蹲着，冬天受冻，夏天挨蚊子咬。老工人崔玉林经常因起得过早，在厂子附近的稻地房子或厕所里睡觉。
　　工人们从早晨进厂一直干到天大黑，连一点喘息的功夫也没有。一年四季自己带饽饽，夏天放得发霉，冬天带冰碴啃着吃。想喝口水难得很，莫说热水，就是凉水也不让喝。日本人在井边设了岗哨，严禁中国人靠近。人们渴极了，偷着在榨油车间的废水管头上接几口水喝。
　　当时碾米车间工人的劳动条件最差，开起车来尘土飞扬，有时面对面什么也看不清，迷雾似的尘土呛的人直咳嗽，工人干一天活出来象泥人一样。厂内有浴室，但不准中国人进去，夏天工人们只好到河沟里洗，冬天则无处可洗。车间里的机械设备，没有任何安全设施，各种大轮皮带没有安全网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工伤事故。碾米车间有一个高大的米池子，年久失修，将要倒塌，工人们多次要求日本人修理，但他们一直不理。不久，工人们正在干活时，突然米池倒塌，三名工人被砸在底下，工人们连忙抢救出来，人几乎要断气。工人们因工负伤日本人是不管的，若是生病只有回家等死去。
　　机米厂退休工人张金臣，在旧社会一家8口以乞讨为生，大人孩子衣不遮体，1940年全家逃荒来到军粮城。二哥张金玉托人想尽法子，求通工头进厂当了工人，谁想到刚进厂不久就被蒸气机的大皮带活活绞死。二哥死后，全家的生活更艰难了，刚满十四岁的张金臣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进厂当了童工。
　　日本的侵华战争越陷越深，为了保证大米的军供需要，他们的统治手段也越来越残酷了。生产车间一天工作12小时还不行，有时要连轴转，干24小时。搬运工人常常因为日本人紧急调粮而不许下班，每逢这时，日本人和工头们全部出动，手持大棒监督工人干活。干了一天活的工人们本来就又饿又累，再接着干一夜，如何受得了，实在饿急了，有的工人就偷吃豆饼。有一个姓刘的装运工人因饿得实在受不了，就一边扛麻袋一边生吞大米。
　　日本人除了直接统治工人外，还利用一群工头压迫剥削工人。这些人不干活，可工钱拿得多，大工头挣工人的两个半份额；二工头挣工人的两个份额，就连带工头也要挣工人的一个半份额。工人们的工资经这样一扒再扒，左扣右扣，到了工人身上也就所剩无几了。
　　为了防止工人们的反抗，日本人在警务课内设置了牢房和各种刑具，专门用来惩治工人。常用的有吊打、灌盐水、灌辣椒水。工人们进了这个地方，不死也得脱层皮。
　　有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工人们对日本人和工头们的残酷压迫早已愤恨万分，采取了消极怠工、破坏机器、制造机器故障等各种各样的办法与日本人斗争。碾米车间的工人常常在嗑皮机上做文章，把铁棍、铁块暗地塞进胶辊里，一开车铁胎崩裂，一下子就是几天不能生产。还有的合伙把主轴的大皮带一扯两半，用榔头砸皮带轮子?向电机里掺砂子，制造停车停电，使生产停顿。而且越是紧急加工，破坏活动越多，使日本人干着急没办法。
　　工人们和日本人的斗争由暗斗逐步走向明着干。为了反抗日本人的压迫和剥削，1943年夏天搞起了全厂大罢工，各车间的机器全停了，不论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都不来上班。当时工人们提出的条件是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这次罢工出乎日本人的意料，搞得他们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经过罢工斗争，日本人答应给工人增加工资，这一次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加强了工人的团结，工人们的斗争精神更加昂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