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天津暴行实录　　　　　　
　　抗日战争中，侵华日军在我国犯下了无数滔天罪行，欠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血债。作为最早沦陷的大城市之一，又有着多国租界地的天津，侵华日军虽以经济掠夺为主，并为此对天津人民主要施以怀柔政策、奴化教育，但为了“武运长久”，侵华日军在天津也犯下了种种暴行，令人发指。在市区，侵华日军以暗杀、残害爱国人士、强迫中国妇女做军妓为主；在郊县则是以烧杀抢掠、血腥屠杀我抗日军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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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暗杀、残害爱国人士
天津沦陷后，著名的天津《大公报》停刊外迁，爱国新闻工作者、无党派人士李燕踪发起组成爱国小报《小公报》，通过收听新闻和翻译《泰晤土报》,报道我国抗日和日军捕捉我抗日人士的消息。该报极受市民欢迎，日销4万份，引起日军仇视，竟以 3000元悬赏捉拿《小公报》工作人员。1937年8月13日《小公报》被抄没，编辑胡春水、发行刘昆、印刷工人王金荣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用巨大木棒压双腿，铁钳子夹双手，灌凉水、汽油，用烧红的煤块、点燃的香烟在身上烧，跪生死板(将受刑人双膝双肘用皮带绑在一块刻有三角形棱角的木板上，日军踏上人背跳跃)等酷刑后，刘昆被暗杀，胡春水、王金荣虽先后被释放，但都已成残废。
　　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因招收被日军破坏的南开大、中学等校失学青年和教师，并联络法汉、志达、慈惠等中学校长抵制奴化教育，进行爱国活动，资助爱国青年奔赴抗日前线，被日本宪兵队指使“暗杀团”于1938年 6月27日7时许暗杀。颐中烟草公司被日军没收后，爱国工人孙希克，刘玉麟等 3人被杀害，贾春霖，刘子升等9人被毒刑致残，杨瑞林、齐树林等20余人被送到伪满和日本作劳工。
　　天津铁路职工杨玉琳、李站长，萧永权等4人因日军火药库遭破坏嫌疑，于1942年3月10日被捕，由日本宪兵队横西、西村、春嘉等审讯，并拘捕了杨的母亲、妻子、4岁的孩子和妹妹陪审。日军施尽了通电流，灌凉水、汽油、辣椒水，开水浇头，烧红的通条烫等酷刑。杨玉琳等3人受酷刑致死，杨母痛不欲生撞头寻死，杨妻被折磨疯癫，杨幼子也因恐吓、饥饿致死，萧永权被押解到北平宪兵队处决。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测绘室主任吴树德因抵制日军的阻挠、威胁、劝诱，坚持为祖国工作，被日本宪兵队于1944年4月15日与助手金海祥、于鸿猷一同抓捕，受尽毒刑。4月20日金海祥不堪忍受酷刑，一头撞死。4月24日吴树德被用油布裹身焚烧惨死。只有于鸿猷被羁押4l天后死里逃生。 天津教育界人士的秘密抗日团体——天津教育促进会副理事长王润秋教授，于1944年2月19日被日本宪兵逮捕，用尽酷刑，11月25日惨死狱中，时年45岁。
　　日军接管天津海关后，为镇压爱国职工潜往内地抗日，于 1944年3月10日夜逮捕了海关中方税务司魏恭枢。每日白天只给高粱粥两碗、水三杯，深夜刑讯。除施用各种毒刑外，还将他推入犬室，让两条狼狗撕扯痛咬。 被日军杀害的爱国人士还有：坚持宣传抗日的《益世报》经理生宝堂及其秘书师潜叔；拒绝日军接收的天津电话局总工程师朱彭寿；坚持抗日的吴承仕教授等等。
　　2、强迫妇女作慰安妇(军妓)
　　侵华日军在天津的最高军事机关——天津日本防卫司令部，内设有慰安所(军妓院)。其慰安妇(军妓)的来源是由天津著名的大恶霸王士海统率下的武装别动队抢劫绑架青年妇女定期献纳的，每批二三十名，三个星期一换。日军设在槐荫里1号的军人俱乐部也是一所军妓院。这里军妓的来源是日军唆使汉奸政府伪警察局主办，从天津各妓院中挑选。如1945年4月11日天津日军防卫司令部通知天津特别市政府挑选100名妓女，由军医验选20名送到二区槐荫里1号，承办此事的天津伪警察局从全市各妓院约3000名妓女中，选出100名，经两次检验选出张慧敏等20人，于4月28日下午送到军人俱乐部，交该部管理人木村点收。 天津的妓女还被送到外地去“慰劳”日军前方将士。1944年5月31日，日军授意天津伪政权选出体健貌美的妓女200人，送到了河南开封一带。1945年7月，天津防卫司令部副官高森，日军中尉佐藤和天津警察局日本专员毛利共同督办，挑出 25名身体健康，姿容秀丽的妓女送到山东莒县一四三七部队，期限三个月。
　　3、其饱暴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加紧调兵遣将，运送军用物资，扩大侵略。河东旺道庄口铁道下九股经常停春日军军用物资列车，以运送粮食为主，当地群众称之为“日本粮台”。出于对侵略者的仇恨，7月27日夜和7月28日上午，河东一带居民发起了抢粮台斗争。日军闻讯，大批开到下九股，封锁了旺道庄道口，见人就开枪射击。李姓工人从自家窗口探头眺望，被枪杀。住旺道庄大街49号的岳某出门打水，被枪杀在水铺门前。7月 29日天津沦陷后，日军在河东各处挨户搜查，一经查出日军物资，即将人绑走杀害。如住在三十六间房的孙榜杰院内有空罐头盒；庆和大街王家胡同口开杂货铺的金某有日本酱油，均被绑走杀害。风林村有一王姓夫妇开设的合顺客店(俗名大车店)，住有18名外地农民商贩，被日军连同店主逐一用刺刀挑死。有一店客爬上墙头想逃命，被日军开枪打死后，又用刺刀挑出内脏搭在墙头上，造成有名的凤林村惨案。为防群众报复，又在东站站台上架设了机枪，封锁了地道口，见群众就用机枪扫射。日军嫌地道口大街两旁的房屋遮挡视线和射击，就洒上汽油焚烧，大片房屋化为灰烬，不少群众葬身火海，使地道外骤成无人区。这次大屠杀死亡伤残人数无法统计。至于日军统治下的工厂企业中工人被打骂、侮辱、狼狗抓咬、灌凉水、灌辣椒水、罚冻、罚晒、罚双手高举重物、脱光衣服吊打等致死、致残者更是无计其数。
　　1939年7月洪水泛滥，天津市区被淹，8月7日日军炸开杨柳青附近堤岸，致使18万余户被淹，80余万人口受灾。日军乘机抓捕劳工，据《庸报》透露，仅1940年上半年从天津抓走的劳工即达435000余人，活着回来的极少。著名的海河浮尸案和塘沽劳工营惨案、塘沽“万人坑”都是日军抓捕、残害劳工的铁证。侵华日军在华北各地抓捕的劳工都经天津转运到日本或东北等地，仅1942年1月至7月侵华日军就从天津运走劳工 70万。1943年日军在塘沽设立的“冷冻公司”劳工营(又叫劳工收容所)就是其在华北的转运站之一。被抓的劳工们在坐闷罐车被运送途中，因饥渴、闷病、冷热而大量死亡，有时能达好几百人。塘沽劳工营有四座关押被抓劳工的铁顶仓房，环境恶劣，加之日军对劳工们各种非人的折磨，致使劳工中病号和惨死者数不胜数，每日马车拉到塘沽四号码头抛进“万人坑”的尸体多达数十具，有的一息尚存亦被活葬。劳工们不甘任日军宰割，多次逃跑，暴动，大都失败、惨死。 1944年初冬的一天，一至三号房的劳工们(四号房都是病号)约好当天午夜打死巡视的日军以灭灯为号集体暴动。没想到日军当夜投有准时查房，二号房的劳工们觉得午夜已过，误以为一号房的难友们已把查夜的日军解决，就灭灯外逃。这时巡夜的日军恰到一号房门口，看到二号房的劳工向外跑，就立即吹哨，开枪，进行大屠杀。一、三号房的劳工们见状没敢行动，幸免于难。第二天，他们看到二号房里尸横遍地，窗口上，房外的木柱上，周围的铁丝网，电网上到处是血淋淋的尸体，二号房的几百名劳工兄弟全部遇难。
　　 (二)
　　对于我市广大的郊县农村。特别是对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则是大肆奸淫、烧杀、抢掠、屠杀，造成一系列惨案，欠下了累累血债。下面仅以日军在我市静海、武清、宝坻、宁河、蓟县五个县的种种暴行、屠杀手段为例，就足以证实侵华日军的凶残和欠下天津人民的无数血债。
　　静海县：1937年8月5日侵华日军第二军矶谷师团赤柴部队，宫岐部队和首下部队围攻杀死我二十九军三十七师驻府君庙一个排的守军后，又进村逐户搜查杀人，见人就用刺刀挑，村民萧大木头，阎三爷等36人死于刺刀下，其中妇女都是被奸淫后杀死的。 8月初，侵华日军矶谷师团先头部队在五美城村一带受我二十九军一部重创后，8日大队日军前往报复。在村口见人就杀，壕边尸体历历可见。在40户的五美城村，日军逐户驱赶未及躲避的男女老幼集中到一道墙前，用机枪扫射。 8月18日军赤柴部队一股冲进小郝村，到处搜人残杀，村民胡万玉被枪杀，张建山和李玉峰的祖母、张国忠的祖母被挑死，张庆哲、张庆圮、张择邻被刺死。他们的房屋计20余间被点燃烧毁。9月7日一队日军骑兵突袭花园村，将终日躲在洼里刚回家取食物的40多名村民包围，绑成一串用机枪扫射后，又用刺刀逐个猛刺检查。日军撤走后，躲在洼里的百姓赶来相救，只有 4人受重伤未死，其余40余人因天黑难于辨认又怕日军重来，只好草草掩埋在一起。1938年5月7日，日军300余人突袭王口镇，一时间镇北官道、西大坑、村边、街头、稻地到处伏尸流血。日军撤走后，躲藏的群众出来合力收尸，计108具，还有数十人失踪。1944年秋，我八路军60余人开进与县城隔运河相望的高里庄，准备端掉运河对岸四层楼高的大型碉堡，被碉堡上站岗日军发现，一时枪炮声大作，高里庄民房大部被毁。事后，日军下令拆除摆渡口，高里庄等四个村庄。这四村共92户，200余间房，百姓难舍家园故土，迟迟未动。1945年1月14日时值寒冬腊月，日军劈门砸窗，捣墙拆房，强将四村百姓全部赶出家门，并烧毁了村庄。
　　武清县：1937年10月25日，日军驻杨村堂腰部队小队长崛武带两个小队及汉奸侦缉队共180人进剿崔黄口镇。沿途挑死，枪杀张令林等20余人。进城后将300余商人和赶集的百姓逼到西门里路北土坡处逐人验手，凡手上没茧的都被绑上，分三批逼到西门外路南大坑边，用刺刀挑和机枪扫，进行集体屠杀，共杀死128人。临走又抓陈祠荫等6人到杨村，让军犬活活咬死。1938年7月27日日军松本率一个中队袭击东沽港村，挨家逐户搜索，见人就用刺刀挑。 120余名没及逃走和跑不动的老弱妇孺惨死在日军屠刀下， 1700余间民房被焚毁。8月3日再遭洗劫，胡庆之父子被挑死，全村财物被抢掠一空。1938年4月14日，日军驻落垡大龙部队分乘三辆汽车向六道口村扫荡，架追击炮向村内轰击，并用机枪射击。进村后见人就杀，见房就烧，烧毁房屋80余间及半个村的柴禾篱笆，村民刘旺等3人被枪杀，张振刚被刺刀挑死。1940年初夏，驻城关的日军高桥和井上带领30余士兵从狱中提出在押“犯”44名，直奔西门外以北预先挖好的大坑前，日军分批向“犯人”刺杀，持续2个小时，将44人全部刺死。1941年4月日军驻杨村清水部队由车站分两路向杨村街里进发，奸污女青年1人，枪杀 1人，把机枪架在双龙桥上，抢掠了万全堂、张记皮麻铺，米面铺，庆和涌酒店等商家。1942年7月日军驻城关宪兵队长西章到西门外以北预先挖好的大坑旁，将宪兵队关押的 20名“犯人”倒剪双臂，黑布蒙双眼赶入大坑后，全部枪杀。
　　宝坻县：1938年8月，日军为在县城北王庄子修飞机场抓了两千来名民夫，砍了一千来亩即将成熟的庄稼，扒掉了村里的全部民房，填平了水井，并对民夫们实行法西斯管制，连拉尿都得经日本兵批准。梁庄农民梁玉因惦念半身不遂的老伴假装小便逃跑，被昼夜巡逻的日军马队抓回，在全体民夫面前砍下了脑袋。1941年1月春节前夕，日军来田联队趁人们赶腊月十三县城大集之机，包围了集市，把人们全抓起来集中到城北飞机场用高粱秸、木檩等建成的假村庄内。腊月二十日县城附近的居民都被日军赶到机场看军事演习。日军在向假村庄用大炮、机关枪、掷弹筒等轰击后，又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冲向假村庄，将事先安排在假村内的冯亚亭、王汉魂二人诬为抗日人员，当众一个砍头，一个刺死。南在沽村的邸仓被日军抓去捆在林亭口镇南杨家坟地当活靶子，日军排成队先用刺刀扎，把人扎烂了又用机枪射击。1944年日军中队长柴崎召集各乡保长开会，蔡家铺一个保长怕迟到没敢吃饭，开会时拿出半路上买的麻花充饥，被柴崎看见，一刀砍下了脑袋。林亭口后小庄子王荣的哥哥常年在外给人理发，回家探亲时穿了一件红毛衣，被柴琦看见摁到村头大庙前给砍了。骆庄村的张仲全于1944年 9月17日夜被柴琦率人清乡时捉住带到村东土井旁砍杀，第一刀砍在脖梗上，第二刀砍在左肩，后背被砍两刀，侥幸未被砍死，治了三个多月，刀口才慢慢长上，留下了永久的刀疤。1944年11月17日柴琦听说抗日干部们在大吴庄开会，立即派一小部日军进村在高房上用重型火力封锁村内人员外逃，大部日军在村外用梳篦法围剿，杀死2名村民。18日凌晨柴琦亲率日伪军包围了大吴庄，把李长义、吴学富等9人绑成一串，于次晨由十几个日军用刺刀蘸凉水刺得浑身刀口，五脏外流而死。1944年11月21日柴琦率日伪军数百人围剿四里港，将李增义扎了几刺刀后又开枪打死。村干部赵波、李克勤、赵志勤等 7人被拷打后绑走，第二天带到赵家铺村杀死，赵志勤身中7刀，侥幸未死。1944年11月22日晨，柴琦率日伪军数百人围住赵家铺村，把村干部巴素科吊在树上毒打后嘴里塞上燃着的香活埋。又将李长富、李广文等4人火烤、鞭抽、棍打后，与从四里港绑来的7人一起由柴琦亲自砍杀。1944年秋，柴琦抡刀砍死了回家庄的阎嘉林。11月30日，柴琦又率日伪军坐大汽车、马车进入回家庄，砍死了张起瑞 18岁的儿子，打死了赵文明、王连荣，放火烧毁了全村的房屋。1945年3月11日，柴琦率日伪军二三百人到南庄子杀人放火。来不及躲藏的钱明母子和钱柱被刺刀挑死，钱宽被扎5力，侥幸活了下来。1945年4月28日，日军又进了赵家铺，百姓早已跑光，日军抓不到人就点火烧房，烧毁房屋100多间。
　　宁河县：1943年1月23日下午，日伪军10余人，在左左木率领下，将李厚民、李中宪等5人用棍棒蘸凉水拷打得血肉模糊，又脱光衣裤从头上向下浇凉水。晚上挨户奸淫抢掠，李中文5个月的胎儿被踢死腹中。第二天又把从东、西魏甸、岳令庄、褚家庄、张六庄等村抓捕的数十名村民赶到雪地里，用刺刀刮皮肉、刺头、肋骨、装入麻袋摔、倒绑在梯子上用刺刀割阴茎等，18人惨遭杀害，侥幸生存的也落下了终身残疾。日军临走又带走数十名村民关押、拷打，6天后才允许各村保释。1943年12月2l骨，日伪军300余人包围了乐善庄，先在村四周燃起大火，再向村中合围，打死了武(清)宝(坻)宁(河)三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寒松及其警卫员云朋，交通员志英，并将三人的尸体用大车拉到芦台游街示众。1944年秋，以洼水中尉为首的日军包围了齐家沽村，捆绑了村长郭宾和会计刘成，毒刑拷打致多次昏死，又带往田庄坨村召集村民开会，途中抓住一村民打个半死拖到村中，村民邢松林，庄义祥来迟一步，几被打死。会上诬郭宾、刘成私通八路，当众枪杀。日军、村民都离开后，刘成苏醒过来，至今身上的弹洞和伤疤清晰可见。1944年8月8日，日伪军进了杨拨庄，拷问张德增、张启照等4人后，枪杀了张启照、张启善2人，把张玉珍胳膊、大腿打断，用刺刀剁手、挑韧带，又在身上连刺7刀，肠子流出致死，张德增被连刺数刀昏死，又挨了一枪，经救治幸存。全村百姓被押走，房屋被点燃。1944年10月29日，日军大队长荣浓纠集，日伪军60余人“讨伐”田辛庄，抓住村民尚林贵，尚林松、尚林材、张德甫等，毒刑拷打、灌凉水等折磨致死。又挨户先把炕席卷成筒竖在炕上，再浇上煤油，撒上硫磺点燃，全村900余间住房瞬时间变成废墟。因病未能逃离的一位70余岁的老人被日军发现，从高台上推下，活活摔死。1944年10月31日凌晨，日伪军二三百人包围了杨富庄，赵长利，李守先等9名民兵被乱刀砍倒，7人死亡，王殿奎，刘文凯二人重伤幸存。同天，日军又到小从庄行凶，杀死村民3人。1945年3月13日，日军扑向纪庄子，没抓到人就放火烧毁了80多间房。3月15日，日军又到了纪庄子，抓到未及逃走的老弱病残27人，打死了杨春田、杨万陆二人，杨中恩被打穿腮帮，杨少兰腰部被打中，幸未致命。全村所有房屋和村外的柴草垛、村民用柴草掩藏在壕沟里的箱柜，衣服、被褥、农具等物皆被挨个点燃，大火持续烧了半个月才熄灭，全村成为一片焦土。
　　蓟县：蓟县是山区，又是抗日根据地，是我八路军、抗联经常活动的地方，也是侵华日军疯狂扫荡血腥屠杀最勤、最多，欠下我天津人民血债最多的地方。蓟县的史各庄、上仓镇(由南闵庄、后秦各庄、河西镇三个村庄组成)，杨庄、花峪、六百户、联合村、辛庄子、吴家洼、前、后大岭、小漫河和以双杨树为主的 8个村、北后子峪及附近5个村、前干涧、五盆沟、小现渠等 30余座村庄都曾被侵华日军疯狂扫荡血腥屠杀，制造了一桩又一桩令人发指的惨案，欠下了一系列血债。 1937年7月31 史各庄全村30余户房屋被日军挨家点燃。11人被关进一间看坟的茅草房内烧死，烧得只剩焦黑扭曲的骨头架子，地下一层厚厚的人油。因无法辨认尸骨，只好埋葬在一起，成为一座“肉丘坟”1938年8月25日，上仓镇三个村被日军大队长石川率人枪杀，挑死、砍死、铡刀铡死、活埋以及用铁丝将10来个人的锁骨或手心穿串在一起，推入河中淹死，此次遭屠杀者共达300余人。100余间房屋被焚毁。1939年6月25日杨庄有9名群众被日军小队长大斋率人集体屠杀，仅张连第一人身中7刀，经抢救幸存。1941年1月26日，花峪村被日军挑死1人，砍死1人又焚尸，烧死1人；年近90岁的刘祥被棍棒打得脑浆进裂而死；刘永亮被用犁地的耠子豁膛而死；刘国仁奶奶被绳子套脖子在街上来回拖拉勒死；刘长福等十几名青壮年被刺死；30多名妇孺被赶进已烧掉屋顶的房内，扔进烧着的成捆干柴活活烧死，有挣扎冲出房外的被刺死后又扔进火中，大火烧了3个小时，房门口烧焦的尸体堆积有半人高，上层的尸体头和四肢都烧没了，只剩下中间焦黑的一截。1941年7月25日，六百户村有二人被日本宪兵队长柿岛率人枪杀。15岁少女王毓秀被棍棒打，鞭子抽、灌凉水、辣椒水，火烧，拷打五六小时。王绍林等十几名村民遭毒打。几十名青壮年被塞进一间不足30平米的木棚内，施放毒瓦斯，呛得口鼻流血，不少人窒息倒地，大家痛苦异常，拼力挣扎，将木棚挤倒，才幸免于难。1941年8月15日，联合村民兵王忠被日军小队长山本率人枪杀；党小组长王耐被挑出肚肠子后胸部又中两枪而死；优抗委员崔良才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杨海等3人被挑死；躲在山洞中的7人被燃烧的柴堆熏烤冲出后被刺死；6名村民被集体屠杀：有的被砍去头、臂；有的被挑开腹部；有的被刺穿胸膛；王忠的妻子头中一枪，胸被刺两刀，腹部被挑开，胎婴被剥露出来；其两岁的女儿双腿被摔断。1942年7月8日，辛庄子被日军小队长山本率人先拷打，然后头朝下戳进水缸淹溺4人，又摔死一名5岁痴呆的小孩，最后用刺刀强迫所有青年挖了两个大坑并将他们全部活埋。日军撤走后，村民将人扒出，仅邹福禄、王学书2人因在上层，经抢救而幸存。1942年9月24日，吴家洼被日军小队长米泽率人砍伤1人，枪杀1人，并强迫群众挖了 6个1米深的坑，将村办事员张文的父母、妻(已怀孕)、子(年仅 5岁)、弟媳(已怀孕)、妹妹全部活埋。孩子哭着向上爬，又被米泽踢入坑内。日军边埋边踩，还在坑上跳。临走又抓走48名青壮年毒刑拷打。米泽将陈勋捆住手脚扳倒在地，在背、腿处垫上砖，让几个日军摁住，双手握刀向其胸部猛戳7刀；又枪杀了村民周凤岩。1942年10月13日，米泽又率人在前、后大岭枪杀1人、打死1人，活埋9人，米泽还亲自在坑上用力踩。日军走后群众仅救活4人。1942年11月3日，日本宪兵队长柿岛率人在小漫河村毒打了崔永苓；刘汉臣除挨打外还被在头上浇灌开水、钉铁钉子，最后被砍死；72岁的李广仁被毒打后又用木棍穿过捆住的手脚，架在两条板凳上，用成束的香烧后背，用钩猪肉的铁钩穿锁骨吊在房柁上灌凉水，最后被柿岛砍死；儿童团长冯连成被乱棍打死。1942年11月8日，以双杨树村为主的8个村被日本宪兵队长柿岛率人包围，枪杀9人；村党支书朱成被头朝下吊在树上，棍棒打，皮鞭抽，铁棍撬嘴乱戳，整束香烧，烧红的铁条烙，灌辣椒水，压杠子，钢针刺手指、舌头、眼腈，最后身上被浇汽油活活烧死。1942年11月13日日军小队长申本率人在北后子峪枪杀 2人，烧死1人，折磨死1人，伤残1人。1943年1月29日清晨，日军小队长小坂又率人包围了北后子峪村，将全村80余名青壮年集中在一起，又派人将东、西后子峪、塔院等周围5个村的300多名青壮年赶到此集合，强迫他们脱得一丝不挂，成排跪在八九寸深的雪地上，先冻后用点燃的棍棒在身上捅烧。9点多钟天稍暖，小坂又强迫这 400多人到村北山沟背阴的树林中跪着。从清晨4点到下午2点日军撤走，群众大都被冻得口吐白沫，皮肤坏死，四脚僵挺，当即有4人死亡，后又死亡10余人。1942年12月23日，前干涧被日军挨家点燃房屋，围捕群众。安祥等10人被抓，安祥被日军用鞋底抽嘴巴，脱光衣服绑在梯子上反复被灌凉水、压杠子、燃着柴火烧等；另9名被剥光衣服，遭毒打、刺刀捅等折磨后推进一菜窖中，然后塞进点燃的柴捆，连熏带烧而死；又刺死了刘大来。以后该村被划为无人区，日军见房就烧，见人就杀。枪杀、刺刀挑、刀劈、铡刀铡、火烧、活埋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到抗战胜利、该村有百余人死于日军屠刀之下。五盆沟住着胡景山一家23口。1943年2月5日晨日军奔袭时，只逃出胡景山等10名男青壮年，其余妇孺13口被毒打拷问后赶进一间四周堆满柴草的房子焚烧。胡景全的妻子冲出房门，几个日军想强奸她，她奋力反抗，头被劈两刀惨死；其儿媳被刺死，胎婴被挑出。胡景山的妻子冲出房门被枪杀，其儿媳被烧得遍体鳞伤，不堪忍受，扎水缸而死。胡景旺的儿子(6岁)跑出，被砍掉脑袋后又扔进火里。大火烧了3个多小时，人全被烧死，尸体被烧得无法辨认。8间房子和财物亦全被焚毁。1943年3月5日，日军小队长申本率人在小现渠枪杀王永祥；赵巨田等7人，重伤王继纶、赵文等7人。
　　以上所列抗日战争中侵华日军在我市的桩桩件件，用各种残暴手段制造的各类令人发指的暴行和惨案，仅是其欠下天津人民的笔笔血债中的一部分，至于抗日战争中侵华日军在天津市内和周围其他一些地区如汉沽、大港及四郊等区所制造的暴行、惨案，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已足以说明抗战时期日军在天津所犯的罪行，这些历史铁证是不容抵赖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抗战胜利 6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人民都应牢记这段历史，共同为推进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