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封锁英法租界的前前后后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天津时期，日、英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利益，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在天津发生了日军两次封锁英、法租界的事件。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推行法西斯式的殖民统治，首先是要消灭抗日力量，其次是排斥其他国家的势力。当时在天津有日、意、英、法四国租界。意租界当局与日本占领军关系比较协调，而英、法两租界，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的统治势力没能插进去。当时在英租界内明显地违抗日伪当局的要求，继续使用中国政府制订的教科书，市面上继续流通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不承认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强行使用的与日元同价的伪联银券，拒不交出中国、交通两银行储存的白银；更使日本不安的是在租界这块弹丸之地的“孤岛”里，经常有中国抗日力量开展的各种抵抗活动。当时在英、法租界开展抗日活动的组织有：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中共天津市委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国民党军统系统的抗日锄奸团，第三国际天津地下爆破组等。当时在市内发生铁路职工不愿为日本人效力自动离职的活动，有电话局职工抗交拒管的斗争；在市内还出版了抗日报刊，经常在街道、学校、公共场所张贴抗日的标语和传单。愤怒的人民群众对日军不断进行袭击，烧毁或炸毁日本洋行、仓库、在商店、电影院里放置定时炸弹，以及枪杀汉奸，等等。这些抗日活动使日伪当局深为恼火，因而不断对英、法租界当局施加压力，从而加剧了日本与英、法租界当局之问的矛盾。
　　从1938年12月19日起，日军对英租界采取了限制行动， 从每日下午6时到转天早晨6时，在英租界四周实施戒严；22日又在要道上架设了铁丝网，宣布出入英租界必须持有日伪当局颁发的通行证。在其后，因为法租界内发生了枪杀汉奸案件，1939年元旦，日方又宣布包围法租界，实行同样限制。这就是日军对英、法租界的第一次封锁。英、法租界当局对此限制虽然不满，但受各自国策的约束，都没有对日方作出任何反应。
　　日军对英、法租界的封锁，并没有使中国人的抗日活动消沉。 1939年4月9日晚8时，在英租界大光明电影院，抗日锄奸团暗杀了卖身投靠日本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伪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程莲士)， 极大地震动了日伪当局。4月10日，日本当局通过伪天津市长温世珍，向英国驻天津领事馆发出抗议照会，并提出日方进入英租界搜查凶手的要求。
　　4月15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在日伪当局请求下，协助日本宪兵队在英租界华荫西里捕走四名华人。日本宪兵队一口咬定他们就是杀程锡庚的凶手。5月6日，日本天津防卫司令官向英租界提出警告，认为“英、法租界是共产党分子活动的策源地，为各种暴动行为的避难所。英租界庇护杀人犯，是对日本的间接敌对行为。要求英租界当局引渡上述四名华人。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经过对这四人进行审讯，查明他们虽然在广东参加过抗日活动，但与刺杀事件无关，因此拒绝向日方引渡。为此，日本驻屯军司令部6月14日命令，在48小时内封锁英、法两租界。从每天上午8时到下午20时，对进人人员进行盘问和检查。这就是日军第二次对租界的封锁。
　　前后两次封锁英、法租界，使得租界内的粮食、蔬菜供应十分紧张，物价一涨再涨。特别是通过检查口有如过鬼门关，使中国人受尽了欺侮。一早就得去排队挨个儿，待放行时，首先要向日本兵和伪警察鞠一个大躬，申明出入租界事由，经百般刁难盘问，检查居住证和有关证件，经允许过境时，男女分开逐个走进一问席棚子(有的是小木屋)，放下携带的物品，脱光衣服，走到另一问席棚子受询检。搜妇女身者虽属女伪警，可是那些禽兽般的日本兵和伪警，常常故意掀开帘子取乐。谁若稍有不满或反抗，就会遭到枪把子戳打。经过检查离开检查口前，还要再次向日本兵和伪警行一个大躬。不论严寒酷暑都要如此一番折腾。
　　针对日军的封锁和步步进逼，英方开始态度比较强硬。英国内阁讨论日军在天津制造的局势后，拟定将在经济上对日本实施报复：(1)对停泊在英港口的日船须征特种捐税；(2)限制日货输入英属各殖民地，并加征进口税。6月16日，英政府对此事件发表宣言，表示要坚持保护英国在华利益。6月18日，英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封锁天津英租界，目的在迫使英国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声明盼日方重新考虑，否则将采取有效步骤保护英在华权益。6月19日22时开始， 日方对环绕天津两租界的铁丝网通上电流，以加强封锁力度。6月22日，英国援军开抵天津租界加强防卫。双方一时剑拔弩张对峙起来。
　　与此同时，双方又频繁接触,会商日、英谈判，还设定在东京进行。6月23日，受日本控制的北平伪临时政府为天津租界事件，向英、法领事馆提出五点要求:(1)将租界内的恐怖分子及共产分子，立即引渡临时政府;(2)协助临时政府实行流通货币政策，特别是在租界内禁止旧法币的流通及现银运出;(3)协助临时政府检查管理租界内的中国银行、钱庄及商行公司等;(4)对违反临时政府政策的设施、言行、出版物等，严加取缔;(5)今后对租界实行共同管理。正因为这些要求体现了日方的意图，日本华北方面军表示全力支持。7月1日，天津日军加强封锁英、法租界，并将北宁、津浦等铁路英籍职员全部解雇，向英、法当局施压。7月6日，日方突然公开宣布双方会谈须有三个先决条件，并声明“如不接受，就停止谈判”。三个先决条件是:(1)促使天津的中国、交通银行，将储存在租界的银元，全部移存到中国联合准备银行；(2)迅速将关押在英租界的四名华人嫌疑犯送交天津地方法院；(3)驱逐英租界工部局内部的恐怖分子。本来日本早就有将属于中国政府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白银抢到手，充作联合准备银行准备金的企图；日方说的恐怖分子是指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李汉元。明显地可看出三个先决条件涉及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封锁租界的范围，实为一种要挟，使得英方一时难于应付。后经英方研究并表示可予考虑。7月13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核准了与英政府谈判的根本政策：(1)要求英政府放弃亲蒋反日的政策；(2)要求英国就天津英租界内之政治、经济及其他各方面实行与日本合作。
　　1939年7月15日，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在东京开始谈判，在19日、21日进行过两次谈判。会后日本外务省发表了公报称：“谈判略有进展。”实际上在双方进行谈判期间，日本搞了不少小动作，继续向英国施压，在中国占领区内鼓动举行反英活动，在东京唆使浪人捣毁英驻日大使馆，还当面告戒英国大使：“如不让步，英在华利益还将遭受更大损失，如与日本合作，日本将允许英国在中国继续插足。”经日本如此软硬兼施，　到1939年7月24日，以英方出卖中国的利益，承认日本侵华现状，全部接受日方要求和条件，结束了谈判，在东京缔结了《英日初步协定》(即《有田一克莱琪协定》，但是，有关英租界当局交出白银一事，未能达成协议。
　　1939年8月11日， 英方宣布将四名华人嫌疑犯移交日方。8月1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发表谈话，称：“英国若不将天津英租界中的白银移交临时政府，并禁止法币流通，则天津问题即无从解决。又称：“英国若拒绝与日方合作”则日军有必要准备增强对华北英侨之限制，华北的局势若趋恶化，责任当由英国负之。9月5日，英方将四人引渡给天津伪地方高级法院，伪法院当即将四人交与日本宪队，不久四人即被日军杀害。9月28日，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太田率部进入英租界， 逮捕了抗日锄奸团负责人曾澈等30余人，后又杀害了曾澈。10月初，英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李汉元被迫离开天津。
　　1939年9月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军队退守英伦三岛，后又在挪威战场上失利，到1940年5月间，英国进一步向日本妥协屈服，签订了《日英天津协定》，同意由双方驻天津领事共同封管两银行的白银，并提取出10万镑(合4000万美元)交给了日方，允许伪联银券在英租界内流通。此后，英方进一步协助日方镇压压租界内的抗日活动，日本宪兵可以任意出入英租界。至此，日本侵略者们也得到了满足，1940年6月20日18时，宣布解除对英、法租界长达一年之久的武装封锁。8月18日，英国驻军120名撤出天津。9月30日，天津的英、法、意三国租界当局将使用天津电话局的管理权限全部移交给日本当局， 坚持三年之久的电话局职工拒管抗交斗争被迫终止。
　　这就是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欺辱中国的前提下，相互间争夺利益的勾当，中国人民焉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