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包庇下制造毒品的内幕　　　　　　
　　1940年，盘踞在天津市海光寺兵营的日军2904部队收编河北省津海道大城县境内的一部分伪军，改为大城治安军，并委任北洋时期宋振标旧属刘勋臣为司令。王龙曾在该司令部充任副官、参谋，因懂日语，专理外事交际事宜。该部以筹措军饷为由，在日军包庇下开设海洛英制造厂，王龙被派办理与日方的联系工作，并曾是一个厂的股东。后来，他又曾充任天津市禁烟局专员，故对海洛英制造厂内幕知之较多。
　　1938、1939年间，天津的日本北支派遣军本间部队所属宫崎部队曾勾结伪军张宝正部，以筹措粮秣军饷为由，在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设立海洛英制造厂。日军森冈部队(水路警备队)也曾勾结伪军河防队刘勋臣部，在大城县抬头镇设厂制造毒品。 1940年宫崎部队由松井接任部队长，改称2904部队，即指令大城县境各路游杂部队待命改编。同年夏初，2904部队将改编后的伪军统一称为大城治安军，并由旧河防队司令刘勋臣改任治安军司令(以下简称“刘部”)。之后，日军继续包庇设厂制毒，既收豢养鹰犬做侵华帮凶之效，又达毒害中华民族之果。
　　“刘部”改编后，即派总队长张兰亭、第一大队长张荫亭弟兄二人带兵进驻东滩、西滩、当滩和张家营四个村庄。这四个村庄位于阡陌纵横的稻田中央。围绕村边有6米宽的水渠，东通大清河，西连子牙河。这里既有水源又可提供厂房，而且通往王口镇只有一条咽喉要道，大小汽车可畅通无阻。在仅有的通道口，“刘部”设置了岗楼，派兵驻守，警戒森严，将这一带划为海洛英制造厂区，并宣布外界人不得随便进入。在这个禁区里，只一年时间，先后建起5个海洛英制造厂。
　　在这个禁区里，于1940年5月由陈昆元在东滩里村首先设立了海洛英制造一厂。陈昆元系浙江宁波人，早年留学日本，是个老制毒贩子，由此而成巨富，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均置有产业。当时伪“蒙疆自治政府”为兜售鸦片，聘陈为实业部嘱托，陈遂纠合其旧股东徐树浦、黄金声等人，集资500万元(伪币，下同)，从蒙疆购进鸦片为原料，重操制造海洛英的旧业。由黄金声与“刘部”接洽，在东滩里村觅妥一所民房，计有22个标准间，总面积300余平米。同年6月正式投产，每月生产成品1000件左右(海洛英每件重700瓦)，可赚2500万元之巨。陈昆元以在津开设的庆通银号为后盾，并在天津镇南道(今睦南道)自己的私宅内设厂办事处。陈昆元等制造贩卖海洛英，完全是借助日军的庇护，如制造海洛英需用多种药物和附料，他们就与开设在天津的日商昌荣洋行(西药商)签订长年供应合同；海洛英厂购进原料、销售成品的运输量大，陈昆元就依靠日本浪人高桥贤二管运输。高桥的天津寓所俨似一个秘密机关，大批海洛英一经出厂运抵天津即交付高桥收存，再辗转运往上海、南洋等地销售。一厂的几个股东都与日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徐树浦曾先后充任天津日本警察署的副探长、伪特别行政区(英租界被接收后的改称)警务处的监督；黄金声更是交际广泛、手眼通天，他与天津日军1420部队的清水队长过从甚密，与宪兵三野等人时常往还，还与北平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特务头子三谷是好朋友；陈昆元则与天津日本宪兵分队长江下少佐、柳泽准尉交往较深。一厂凭依日本势力得以长年生存。
　　海洛英二厂位于东滩里村北端一所民房里，共有14间房，面积200余平米，于1940年7月开工投产。股东宋玉良、崔荣吉、张千寿、孔林等人，是青一色的朝鲜籍浪人，共集资400万元，宋玉良独占50％。二厂月出成品800件上下。在宋玉良的天津寓所设厂办事处，产品运抵天津后，多由朝鲜籍人经营的商号或个人收购，如金魁一的利津洋行(行址在今大沽路)、国本荣治 (朝鲜籍人，借用日人名)、柳太太等。这些设庄收购的贩子购递后，零星转手卖给一些小贩子，再到各个角落去销售。
　　海洛英三厂设在厂区的西端张家营村，有22间房，占地1亩许。1940年9月开工，股东以韩子秀为首，由中、朝籍人混合组成，集资200万元，资金实力虽然逊于一、二厂，但由于取得天津的宝生、裕昌厚、肇兴等银号的支持，随时可以透支巨款。三厂月出产品500件，由朝鲜籍股东臼井担当销售。臼井本人开设臼井洋行(行址在今长城影剧院对过)设庄收购，货到款回，很少积压。股东康少山专司对外交际，因与“刘部”第三大队长郭金暄有金兰之交，每月出一笔保险费用，迟交少付，均能获取格外照顾。以后又拉郭金暄投资天股，郭在承办原料、透支巨款方面均有实力，加之韩子秀乃系军阀孙殿英部军官出身，又与日本宪兵梅尾谷为知己朋友，他以宪兵队密探身份为掩护制造海洛英。
　　海洛英四厂在厂区中央西滩里村街中心，有15间房，占地约半亩。1940年12月开工。股东以张克栋为首，亦为中、朝籍人混合组成，资金200万元，每月出产品300件以上。该厂采用以鸦片直接制成海洛英之法，获利甚丰。所出产品由股东申大东联系朝鲜籍人尹仁仲、木村、金井等设庄收购代销，不仅从无积压，而且时有预先缴款定货情事。张克栋背后也有日本宪兵德岗为靠山。未几，四厂的几个股东就发了横财，成为暴发户。
　　最后开办的海洛英五厂，位于张家营村北首一所民房里，有18间房，面积约为一亩。股东都是一些长期参与制造毒品、牌子亮(指信用和结交广泛而言)、因故从其他制毒“公司”退出的人，以周景山为首，还有张明三、朱鸿儒、黄雨亭、刘健才、刘惠民、王龙(笔者)等，资金初为150万元，开工后增至200万元。1941年 7月开工投产，其规模与三厂四厂类同。聘有朝鲜籍人柳永元和范某为技师。厂办事处设在天津帝国饭店内，采办原料系在北平散购，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由大同人张子英供应，数量较多。二是购于山西人刘景山之手。刘当时与日籍人合资在北平开设东华贸易社作为掩护，实际代理伪军王兰部军官兜售鸦片坯子。三是由股东张明三在张宝正(南口至北平段铁道护路司令)的北平公馆内制造坯子卖给厂内，并借助周景山的把兄弟、日本宪兵队准尉上田之势，随时由北平运津，故五厂从未发生停工待料之虞。五厂的产品有技师柳永元之妻和金魁一经营的利津洋行和国本荣治(均为朝鲜籍人)等代为销售，资金周转快，获利丰。
　　伪军“刘部”是制造毒品的统筹办理者，以此为名，分别向各个海洛英制造厂索取“保险”、交际费用，平均每厂60000元左右，以后还不时向各厂索取。刘勋臣为讨好2904部队顶头上司，每月轮番在天津的几家大酒家宴请联队副官富泽大尉和参谋长木原永夫中佐，在酒足饭饱之后，刘勋臣把事先准备好的3000元左右现钞塞进彼等的腰包，然后各自不露声色扬长而去。
　　王口镇以外的日本大小驻屯队长也都染指分赃。 1940年冬，王龙随刘勋臣去大城宫村一带视察防地，王口镇日军驻屯队长保科武雄偕往。到宫村后，驻守当地的日军分队长宫下通过保科示意：刘司令对他少联络，他对刘司令很不满意。经王龙翻译转告刘勋臣。在辞别时，王龙与保科故意先走，坐上汽车后刘对王龙说送给宫下1000元。嗣后，每月照送。
　　1941年6月，日军发起夏季扫荡，霸县驻屯队长武石带兵窜入东滩里村，他蓄意挑衅，将海洛英制造一厂封闭，并把全厂工人及50余件产品解往静海县多多良部队处理。事经“刘部”发觉，由参谋长秦铁英和王龙前往交涉，将工人领回，产品发还。后由刘勋臣送去3000元了事。
　　各厂的汽车往来天津，均须假道2904防区，盘踞在静海县的中村大尉和山内中尉、王口镇的保科准尉、独流镇的大野班长以及多多良部队长铃木少尉等人，每月都要分肥，才能默许放行，月计15000元左右，皆由刘勋臣或秦铁英交付。
　　日本宪兵队胃口更大，为谋钱还耍弄手段。1940年冬，三厂股东康少山与静海日本宪兵队分遣长三野在通往王口镇的公路上相遇。三野明知康是海洛英制造厂的老板，却硬把康当作“刘部”军官，借词将康扣押起来。为此，王龙与秦铁英向三野说情，并送去3000元，才将康放出。以后月月援例送2000元。
　　此外，伪天津市警察局督察长周琨，每月分赃20000元，由“刘部”驻津办事处主任赵英武交付。管辖天津西营门的伪警察九分局局长屠作梅每月分赃15000元上下，多由其属下李警长至“刘部”驻津办事处领取。伪静海县长王德春、伪独流镇警察所长郭有珍，每月共索要30000元多，由郭有珍亲至“刘部”驻津办事处领取。还有由土匪改编的伪地方保卫团赵锡堂、李树田二部，虽不曾规定索要款数，但仍经副司令潘九龄手每次送交万元之谱，赖以取得暗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