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对天津人民的残暴统治

　　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用其刺刀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实行最残暴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天津成了一座人间活地狱。
　　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二个月内，在东车站附近即杀害我同胞不下三千人。在东车站铁路外边挖下大坑，把枪杀的同胞尸首成批埋入。解放后在海河两岸建筑施工中还曾发现一个个白骨尸坑。如大光明桥储运公司工地即曾发现过。
　　天津日本占领军指挥部——天津防卫司令部是统治天津的最高机关。下边设置的天津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日本天津领事馆 、日本宪兵队（因日本宪兵的帽箍是红色，天津人民称之为“红帽衙门”)、日本警察署(因日本警察都戴白帽套，天津人民习惯称之为“白帽衙门”)等机构权力很大，直接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 他们派出一系列的“顾问”掌握和指挥伪政权一切活动；豢养一大批汉奸特务为爪牙，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从事镇压抗甘活动和欺压、鱼肉中国人民。
　　“以华制华”是日本侵略者统治天津的一大特点。在政洽统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除其直接地伸手控制之外，就是利用形形色色的汉奸、民族败类、反动会道门头子，施其“以华制华”政策。
　　天津沦陷后第三天的8月1日，日奉侵略者炮制的傀儡政权 ——“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汉奸高凌霨任委员长。从此，日伪勾结合手对天津施以法西斯野蛮统洽长达8年。天津的伪政权，开始叫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1937年12月17日(即12月14日华北伪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改为天津特别市公署。1943年11月15日以后更名为天津特别市政府，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先后由高凌霨、潘毓桂、温世珍、王绪高、张仁蠡、周迪平等六名汉奸任伪市长职。各级伪政权各部门均设有日本“顾问”掌握实权，一切都按照日本人的旨意办事。
　　日伪当局相继成立起“新民会”、“兴亚会”、“反共救国会”等汉奸机构，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效劳。他们举办“剿共灭党周”；实行保甲和联保联坐制；颁发居民证明书(即“良民证”)和旅行证明书条例，规定“良民证”必须随身携带，并经常进行户口大检查，搜捕“嫌疑分子”，使夭津人民终日处于极端自危的紧张状态。当时，许多大中学校变为日军兵营；要道路口布满岗哨，日本兵用刺刀强行搜身、盘问行人；过往行人要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行礼，稍有反抗便遭毒打或刺杀。日伪军警宪特还随意进入民宅、工厂、商店、学校突击搜查，到处抓捕抗日分子、“不良分子”、共党嫌疑犯，交日本宪兵队、日本警察署施以毒刑审讯。无数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工人被捕后惨死在杀人魔窟——日本宪兵队。日伪当局还怂恿地痞流氓、青红帮头目、一贯道首及其它反动会道门头目，通过建立五花八门的反动组织和武装来鱼肉百姓、控制市民。这些民族败类，以效忠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的殖民统治为荣，从事搜集八路军情报、举发抗日爱国青年、抢掠民财、走私贩毒、抓捕“劳工”、宣传“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倡导“躲灾避难”“逆来顺受”等等，做尽了卖国殃民的坏事。仅抓“劳工”一事，据《庸报》透露，194O年上半年即从天津抓走擞以万计的“劳工”，大多是工人、农民、劳苦大众。工人汪佩生去南市办事，在途中突然被抓走。河东义信里附近有一次即抓走青年工人六十四人；先后几次共抓走二百一十多人，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众多的“劳工”、被送往“满洲国”和日本国矿山，强制进行奴隶式苦役劳动，绝大多数“劳工”被折磨致死或被杀害，生还者极少。
　　日本侵略者利用汉奸、民族败类实行“以华制华”，还表现在经济、文化、新闻、教育等方面。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经济掠夺。日军占领天津后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对天津的经济掠夺达到敲骨吸髓的地步。 他们以“繁荣东亚”为名，通过伪政权及其它管理机构，制定衣、食、住、行的一系列条例、措施，限制天津人民、控制天津经济。然而更大量的是日本侵略者的直接经济掠夺，日军占领天津最初的一年左右，从天津掠走的物资价值达六十四万英镑。日本侵略者以“军管理”的形式，接收和霸占天津的许多工厂并进行直接经营，同时以“统制”重要原料、物资的办法，排挤和打击原来天津的中国工厂，然后以“合作”、“收买”、“租用”等方式进行“吞并”，把许多中国工厂置于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之下。日本久在天津经营的重要骨干工厂企业多达二百二十多个，天津经济命脉均被日本侵略者掌握。
　　日本侵略者还以“经济开发”为旗号进行经济掠夺。1938年建立“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公司）”，下设办事机构二百二十九个，对物资的开采、分配、购销、贩运等进行全面控制。应当指出这个公司的所谓“合资”，是中国方面出“现金资本”和现物资本(即现有的设备、物资)，而日本方面的“出资”大部分是军用票、公司债券之类，甚至用技术代替资本。这样的“合资”，完全是骗取中国的资金和人力、设备、器材，来为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经济服务，用掠夺中国的资财来进一步扩大掠夺中国的事业。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贺屋兴宜在一次谈话中毫不掩饰地说，其开发目标“专限于协力日本的重要物资开发”，“供给日本以军需品，扩充日本的军备，满足日本的经济需要。”
　　日本侵略者认为只要“圣战”需要，全可“征用”、“征购”。例如，他们作战需要自行车，便在全市“征购”自行车多次，天津市自行车行的自行车被公开掠夺一空，致使这个行业一蹶不振而纷纷倒闭，店员、工人失监。他们对军用物资和其它重要产嚣，如钢铁、煤炭、石油、皮革、棉花、火柴、钢丝、电讯器材、硫磺、医药物品、麻袋等，一律规定不准中国人自由经营。稻米也被列为军用，禁止中国人食用，违者犯法，查出治罪。配给天津市民食用的“混和面”，是用腐烂霉坏的小麦、豆饼、谷糠磨成的，甚至掺上“锯末”，能够吃上高梁面、文化米(即高梁米)则算是当时较好的粮食了。日伪“联合准备银行”滥发钞票，掠夺白银黄金，买卖证券，造成物价飞涨，特别是粮价的飞涨，给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天津市内曾发生抢粮风潮，在意租界，有群众上街游行，高喊 “给我们米!”“给我们面!”被巡捕用水龙冲散。天津北站停下一列载有面粉的火车，饥饿的群众发现后，蜂拥而上去抢，日伪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六人。1939年秋，一场自然灾害又降临到天津人民头上，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侵入天津。日伪当局根本不顾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不采取紧急有效的防范措施，结果，天津市区变成一片泽国，最深处有二点四米(新仓库附近)，日租界的中原公司附近也水深一米多，全市18万居户被淹，受灾人口有八十万多，淹没面积占全市78％，时间长达一个半月。数以万计的工人因洪灾失业，生活无着，挣扎在死亡线上。1940年，日伪当局又强迫天津市民“献金”、“献钢”、“献铁”，支援“圣战”。
　　日伪统治当局在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强行毒化中国人民的政策。他们严禁思想、言论的自由，推行奴化教育，并从青年一代开始。他们规定：小学三年级即开始学日语；各校均须聘请“日本教官”；实行日式军事训练、“勤劳奉仕”；灌输“中日亲善、经济提携”思想等。他们实施“新闻统制”，建立新闻事业管理所，控制新闻、通讯、出版，硬是把侵华战争、占领区说成“为了中日亲善友好、东亚和平”，帮助中国建设“王道乐土”、“免于赤患”，大肆宣传“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提携、共同防共”，从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天津《大公报》于1937年8月4日即被迫停刊，随后又有十二家报纸遭同样命运。剩下的报纸、通讯社都是亲日派或日特所营办的。《庸报》(日本天津陆军特务机关的报纸)成为天津最大、发行量最多的报纸。天津图书馆、文化馆均遭受检查，大批进步书报刊物被没收或焚毁。天津人民陷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