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征税　实放毒　　　　　　
　　1938年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明令开放烟禁，批准北平克日开征土膏土药特捐，实行“寓禁于征”。消息传到天津，伪天津财政局也紧步后尘，设立征收机构，于1938年7月起开征这项“新捐”，使贩卖吸食鸦片在天津合法化，这是日伪勾结残害中国人民的一个毒辣手段，天津人民深受其害。
　　　　　　　　　　　　　　　　　　日伪勾结 匆匆出笼
　　当伪天津财政局的高级官吏获知北平对鸦片开征统税后，立即研究效法。伪天津财政局局长王砚农本是吸食鸦片多年的瘾君子，平日整天躺在烟盘子旁过活，上午不起床，下午才抽空到机关看看，局里的工作靠他的几个亲信操劳，有事向他汇报商量。王的几个亲信人物，如秘书主任兼一科科长时玉璞，二科科长王榜华，四科科长李春岩，秘书田荫周、邱赫庭等人，也经常抽上一两口，他们对开放烟禁自然是极力赞成的。他们经过研究，堂而皇之抛出荒谬的结论是：国民党政府过去实行禁烟，其结果是越禁抽的人越多，禁不胜禁，也禁不绝，与其如此，何如放开。临时政府明令弛禁，征收统税，既是增裕收入的好办法，又可“寓禁于征”，鸦片烟价涨了烟民自然望而却步。因此天津市应即抓紧筹措开业，这将是大开财路的好机会。于是王砚农连夜向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汇报，征得潘的同意，又通过本局日文秘书岳文诰与日本顾问村主正一联络，即时派出二科科长王榜华、秘书田荫周奔赴北平，了解实施情况。
　　伪天津财政局从北平获知确实情况后，立即参照北平市办法，克日拟订本市的暂行稽征办法，报送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审批。历来公文旅行，要通过许多道关口，旷日持久才有眉目。这次以“事属特殊，勿落在北平市后面”为理由，由王砚农出面向有关部门一一打个招呼，很快就通过会稿审阅种种手续，由伪市公署核准施行。
　　与此同时，伪财政局会同伪警察局研究，为保护这种特种营业的经营安全，除各租界地外，在华界和各特别区内勘定适于设立土药、土膏店的区域共18处。计有：南市的几条大街、东马路的袜子胡同、北马路的北海楼、大胡同、侯家后、河北中山路、元纬路、北站、大红桥、地道外，特一区的三义庄、五福楼，特二区的金汤大马路、平安街、寿安街、瑞安街，特三区的东站项家胡同、大王庄等等，几乎当时比较繁华的街道和地区都被划定在内。在这些特定区域内，都设置固定的警察岗哨。伪警察局还下令所属警察署和派出所，对土药、土膏店要加以关注，加强巡逻，以防不测，使其免遭肖小不法之徒的滋扰。
　　随后，伪天津财政局在王榜华、田荫周的主持下，开始办理登记，凡愿经营这种特种营业的要先期申请，经过派员审查核实后发给执照，方准开业。在伪财政局内部也配备了一批工作人员，于6月21日组织成立了稽征办事处，7月1日开始征捐。
　　开征这项特捐，从得知弛禁消息，列正式实施，仅仅化费3个月时间，效率之高，在日伪机关实为罕见。
　　　　　　　　　　　　　　　　　　三项特捐 征而不禁
　　当年对经营土药土膏特种营业征收的税捐，共分三大项：
　　一是铺捐。根据土药、土膏店每月营业流水额，参酌营业规模，分为四个等级。一等，每月营业流水额在4000元以上不足 5000元的，纳捐20元。二等，每月营业流水额在2000元以上不足4000元的，纳捐15元。三等，每月营业流水额不足2000元的，纳捐10元。特等，每月营业流水额超过5000元的，其超过部分，每1000元加收捐款5元，捐款累进到每月纳捐50元为止。
　　按照征收规定，稽征办事处有根据实际营业情况随时调整捐额的权力，实际上自从核定开征之后，很少再作变动。
　　二是土药营业税。所谓土药就是鸦片烟土，经营土药批发业务的店铺称作土药栈、庄。征收办法由稽征办事处派人分驻在天津统税分局内。土药栈、庄提运土药到统税分局报验时，随同征收，每一两土药征收0．07元。
　　稽征办事处在天津东站和北站，各派2名驻站稽查员。稽查员佩带袖章标志，与其他机关的检查人员一起，站在旅客出口处配合检查，实际上这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从开征特捐后，始终没有真正检查过，也从未查获过私运土药的案件。
　　三是烟灯捐。土膏店既零售土膏(即经熬制的熟鸦片烟)，还在店内设置床位、备有烟灯烟具，供烟客吸食。每盏烟灯每月收灯捐l0元。开始每家以3盏灯为限，不准多设，为时不久，就取消限额，只要在每月初申报增减灯数，经核准纳捐后，即可供客使用。稽查员不时到土膏店核对灯数。
　　　　　　　　　　　　　　　　　　烟雾笼罩 毒害深重
　　沦陷前，天津市的烟馆大都设在日租界，尤其是旭街一带。如德义楼、新旅社、大北饭店、息游别墅等。从开征特捐之后，贩运鸦片烟土的土药栈、庄和零售烟膏的土膏店几乎遍布全市。
1938年7月开放禁令后，土药土膏店不断增加，开办登记时，土药栈、庄限30户，土膏店限150户，到8月底即突破限额，已登记的土药栈、庄38户，土膏店165户，此外，还出现了很多没有领照的私运私售户。零售烟膏的更是充斥各个角落，甚至有的盲人晚上出来表面上为人们打卦算命，实际上偷偷地出卖烟泡。鸦片毒品的烟雾迷漫全市，吸烟人与日俱增，瘾君子中男女、老少、富贾、贫民咸有之。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身受其害，倾家荡产，潦例街头，轻生丧命，屡见不鲜。当时在华界办理登记的土药店每月提运报税30万两，其中约有20万两在本市销售，按每个吸烟的人每天消耗3钱烟土计算，足够供应22000余人一个月的吸食之用，何况还有若干私运私售烟土和日租界公开贩卖有烟馆。日伪当局开放烟禁，用心险恶，害人非浅。
　　　　　　　　　　　　　　　　　　驰禁稽征 生财有道
　　日本侵略者在他军事占领的地区开放烟禁，是为其灭亡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政策服务，但是汉奸地方当局围绕弛禁，积极筹划，不遗余力，究竟有何利益?仅就耳闻目睹，略记如下：
　　一．对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无小补。开征初期，三项税中，铺捐每月可收3000元；土药营业税，按当时运津烟土每月30万两上下，每两收税0．07元计，全月税款约有2万元之谱；灯捐，每户平均设灯五六盏，共1000盏左右，月收灯捐10000元。三项合计30000余元。
　　二．凭借限额发照审批权，牟取“外快”。所谓限额发照，就是对申请经营这种营业登记的限制户数。每发出一份执照就等于授予一份特许权，一旦限额已满，持有执照者便奇货可居，如果中途不愿意继续经营，可以出让执照，收取转让费，而打算经营这类特种营业的便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取得执照接替营业。办理执照颇费周折，需要事先找门路、拉关系，同经办发照的人员达成默契，奉上一定数目的酬谢费才能去办理登记手续。据说办理一张执照，这种额外执照费需三五百元不等。这种价码也是因人而易的，当时伪警察局长周思靖曾一次要走20多个号头，分文未付。另外，这种价码也有增减，刚开始申请登记的还少，索价就低些，后来越办申请的越多，价钱也涨些，经办人将额外执照费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入自己和后台支持者的私囊。1938年8月呈报已办理登记的土膏店户数是165户，但是当月征收铺捐的户数却是161户，很明显，这是经办者留了4个空号，准备不时之需的。
　　三．开征土药营业税，薪酬并取。土药营业税由专人负责，稽征办法是趁土药店到天津统税分局提运报验时征收，收讫后就在土药包装封口处加盖完税戳记，并不另开完税收据，这就给征税人员造成侵吞税款、中饱私囊的机会。如果以应征税款l／3被侵占估计，每月有近万元转入经办人和其庇护者的腰包。当时稽征办事处的一般工作人员从开办的月份起，每月可从主任手里秘密地得到一笔和正常薪水数目相等的“奖金”，大家称之为“一薪一酬”。个别得力人员的“奖金”超出薪金两三倍之多。经办这项征税业务的稽查长，不几年就在南马路大水沟买了一所七八间砖瓦房。一位经常协同办理的稽查员，因为收入富裕了，就沉湎于吸食鸦片，不几年由于吸食过度而身亡。
　　四．侵吞灯捐。灯捐是按土膏店设置的烟灯数计算，最初土膏店为了逃避纳捐，率多匿报，于是每当华灯初上，土膏店烟客盈门之时，稽查员就去查点灯数，发现漏报，即行处罚。嗣后，一些土膏店就与稽查员秘密串通，双方约定少报若干盏，把少交的捐款共同俵分。
几经变动 沆瀣一气
　　1938年末，伪天津市财政局新任局长李鹏图到任，他看到办理限额发照工作已告结束，新任人员没有油水可捞，不胜遗憾。随即寻找增加限额的借口，制造扩大收入的条件。于是就以日本租界旧日所设烟馆为数不少，近据传闻日租界当局有意将烟馆一律迁往华界为由，拟议把土药、土膏店的户数再增加150户，呈请伪市公署核示。对于这样一个大有油水的问题，各有关部门如伪警察局长阎家琦、伪社会局长蓝振德等当然都要求插手分享。但由于他们没有讲妥条件，内部发生争执，伪市长温世珍只好批驳。当时日租界内烟馆多达500余家，这是日本租界当局收取不义之财的源泉，岂肯拱手送人，所谓迁移，只是传闻，并不是定局，李鹏图提议真实目的是明显易见的。
　　1941年2月，李鹏图在秘书主任陈任民、二科科长贾宗献的怂恿下，又具文呈报伪市公署，建议办理吸户登记，吸户凭登记执照到土膏店买烟，并按期征收执照费，既裕收入，又示限制。这项建议经伪市公署转报华北政委会核示。与此同时，伪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傅汝勤具文向伪市长温世珍建议，由卫生局办理烟民牌照，凭照定期为烟民进行检查，以维烟民身体健康。这时，伪华北政委会财务总署已经把禁烟事务从统税局划出，另外成立了禁烟总局，统揽所谓烟务大权，并颁布了华北禁烟法规，地方上已无活动的余地。同年2月15日伪天津市禁烟分局成立，由其主持办理禁烟事务，伪天津市财政局、卫生局所提出的办理吸户、烟民登记发照等“高明”主张，未能实现。
　　1941年8月23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天津特别市征收禁烟附加费款实施办法》。对土药、土膏店的名称正式定为鸦片批卖人、零售鸦片人、吸收所等，同时调高税率捐款，为地方增加了收入，但是对这些特种营业征收税捐的权限，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总署收过去，地方不能擅自变更。
1944年春季，李鹏图调任伪长芦盐务管理局局长，由新到任的伪天津市长张仁蠡兼任财政局长。在张兼任期间，擢用了李任时的秘书李煦寰为二科科长。李为向张表示忠诚，积极靠拢，便向张建议：为适应本市英、法、日、意各租界分别“收回”或“交还”，市区行政区域重新调整，改组财政局附属机构。按新的行政区划设立各区税捐征收所，原由该处对鸦片批卖人、零售鸦片人和售吸所等执照费附捐，划归各区税捐征收所办理。唯独把土药特种营业税一项交由二科直接办理，继续征收。
　　1944年10月，根据伪华北禁烟总局的安排，烟土销售改由华北土药业总公会直接配售给各地土膏店同业公会。由当月起，土药店全部歇业，每户发给零售鸦片人执照，准许转业改营零售。至此，这项由地方财政征收六年之久的土药特种营业税即行停征。对鸦片零售的特种营业税捐，继续由地方当局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