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窟罹难余生记　　　　　　
　　1937年11月底，姚士馨被日本宪兵队作为“要犯”抓捕，并关押了一年，此间受尽酷刑拷打，非人折磨，直到1938年冬才拖着伤残的身躯，脱离虎口。至今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之久，但仍梦魂萦绕刻骨难忘。
　　　　　　　　　　　　　　　　　　　　　被捕罹难
　　“七七”事变前，姚士馨在日租界须磨街23番地(今陕西路鞍山道拐角)法商学校任职。法商学校是一座业余专业学校，招收有志于法学、商学专业的社会上的中青年。这座学校创办于1933年，校长夏孙榆是创办人，他当时是天津律师公会评议员，早年毕业于直隶法政学堂。他与伪满实业部大臣张燕卿过从甚密，学校所聘教师多数是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直隶法政学堂任教的讲师或教授。由于夏孙榆有这些富有亲日色彩的关系，所以一经筹办很快得到日租界当局批准立案。姚士馨在1933年到法商学校时，刚满20岁，主要是随同夏校长见习法律，同时在教务课做些教学事务工作，白天协助授课教师编写、印刷、分发讲义，晚上与在校学生一起听课，各门课程的讲义大部分由他送到锅店街寰球印刷局铅印，有些急需的则由他抄写后油印。
　　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九一八”事变后，把侵略矛头转向华北。当时他家住城里西北角，每天到日租界上班，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便衣队暴乱”活动；日本驻屯军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地往来于街头；日本军警肆意搜查行人等等，面对国难临头，不禁忧心如焚，义愤填膺。因为他与在校学生年龄相仿，加上分发讲义每天与同学们打交道，所以都很熟悉，其中与他比较亲近、彼此相知的是陈烈。陈长他四五岁，为人热清诚挚，机警干练，陈在北宁铁路局任计理科科长。1935年法商学校学生参加河北省高等检定考试，在众多应试的考生中，只有他俩考取，而且在全省名列前茅。1936年下半年的一天，陈烈问姚士馨：“你经常印讲义，能不能帮我印些宣传材料?”陈进一步说：“现在日寇侵略的魔爪已由东北进一步伸入关内，时局这样，难道我们等着当亡国奴吗?咱俩有妻儿老小，一时又走不了，印些宣传抗日的小报，以唤起同胞奋起抗敌。”姚士馨慨然应允。这个小报名曰《救亡》，不定期出刊，16开纸两页，内容既有延安广播电台号召全民抗战的资料，也有国民党中央电台广播的消息。陈烈提供材料，姚士馨抄写后，用钟灵油印机印二三百份，外面裹着讲义交给陈烈。陈烈告诉姚士馨，让铁路上的兄弟散发，颇受读者欢迎。
　　转年七月末，天津沦陷，日本租界已经成了日军的重要基地，加强戒备，法商学校停办，姚士馨便失业了。为了和陈烈便于联系，他们全家从城里搬到特一区三义庄(今河西区南昌路)汝南里内。他同父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老少三代六口人，挤住在一间l0来平米的小房子里，靠父亲为有钱人家看门，妻子缝穷乞讨维持生活。这时陈烈家住在马场道东头小营门附近，仍照常到铁路局上班。姚士馨白天没事，就到他家刻腊版，继续印发《救亡》小报。1937年11月底的一天，姚士馨照常去陈家，刚进院就发现陈烈的屋内零乱不堪，邻居老太太跑出来告诉他，有人搜查了陈家，让他赶快走。他没敢多问马上离开陈烈的住处。他在街上绕了很久，直到傍晚天黑，确信没有人跟踪，才回家门。从此，姚士馨再没有见到陈烈的面，也无从听到他的消息，他是否被捕遇难，以及他的真实身份、政治背景，他更一概不知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感情，是建立在《救亡》的基础上，可以说是“海枯石烂”也永远凝结在一起的。
　　就在当天夜间，姚士馨听到有人敲门，说是送电报的，正在诧异间，从前后院墙上跳下来2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这天父亲住在外面，家中五口人不知所措。日本鬼子兵先把姚士馨五花大绑起来，接着全屋搜查，幸而他搬家时把一箱子书籍报刊都寄存到谦德庄一家酱园的库房内，鬼子没有翻出可疑物品。当时他三岁的大女儿吓得趴在床上不吭声，周岁的小女儿被惊吓的哭叫。灭绝人性的鬼子兵跑过去从我妻怀抱中夺去，把无辜的孩子狠狠地摔到地上，他的小女儿当时就气绝了。亲生骨肉惨遭屠杀，没容姚士馨多看一眼，鬼子兵连推带搡地把他拖出门外。这时他才看清，在胡同口外停放着七八辆大小汽车，他被扔到中间一辆车里，由一名宪兵曹长把住车门，前后还有警车“护送”，阵势森严，原来我是被作为“要犯”抓捕的。
　　　　　　　　　　　　　　　　　　　　　酷刑逼讯
　　当晚午夜，姚士馨被七八辆车前呼后拥地押到日本宪兵队本部伏见街(今万全道陕西路口)秘密审讯点的一间刑室里，室内摆着各式各样的刑具。主审者是特高科科长莳苗(日本人)，翻译是原日本警察署五道巡捕长、日本通赵锡钧，还有三四个施刑的人。他们凶蛮地把姚士馨的衣裤鞋袜全扒光，让他直立着。审讯开始莳苗接连逼问，让他交待抗日组织、领导人和行动计划。他原来猜想是否因为与陈烈同案而被捕，但莳苗反复追问并没有点出实际的东西，姚士馨心里有点底：他们并没有拿到证据。于是他答道：“你们抓错了人，我既无钱，又无势，根本不知道什么组织。”他们继续逼问姚士馨为什么“反满抗日”，他说：“你们占领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又向华北入侵，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岂能等死呢?全中国的百姓都起来抗日，不是我一个人。”莳苗见他硬顶，拿起四楞军棍，恶狠狠地朝他小腿迎面骨猛打，顿时血水四溅，他痛得站立不住，瘫倒在地，他们又强拽姚士馨跪下，接着几个施刑人员轮番抽打，莳苗还用打火机烧他大腿根。这时姚士馨已豁出去，他想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凶狠残暴，即便你向他们求饶也决不会得到他们的怜悯，所以任凭莳苗怎么逼问，他还是那几句话或是不吭声。莳苗气急败坏，用刑逐步升级，他们把姚士馨撂在一块两米长、一米宽、四周有一寸多高框子的大硬木板上，四个角钉有牛皮带环子，板子中间也钉有牛皮环(后来才知道这种刑具叫“好汉架子”)，他的四肢用牛皮带栓紧，脖子套在牛皮环里，丝毫动弹不得。几个施刑人轮番举起鞭棍抽打。直打得血肉与鞭棍齐飞，鲜血从四角渗出，与地板红漆混成一色。他们打累了，就抬着板子横放在水龙头下，拧开自来水冲他头部，起初姚士馨还能憋着气，紧闭着嘴，不消一会儿，就憋不住了，张开口任凭凉水直灌进来，直至昏死过去。他只觉得呼吸停止了，他们把案板靠墙坡立，使他头朝下控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姚士馨才感到呼吸恢复了。他们仍然紧逼不放，他横下一条心，但求速死。姚士馨心想：“这伙残暴成性的豺狼，如果我一松口，供出一个人，就会牵连一大片，我决不出卖任何人。”任凭他们拷打，他都闭口无言，以示抵抗。这次酷刑逼讯从午夜直到转天傍晚，整整十七八个小时，姚士馨被日本鬼子折腾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并留下了终身残疾。
　　　　　　　　　　　　　　　　　　　囚禁“水牢”
　　刑讯后，还在姚士馨昏迷不醒时，他们只给他披上一件上衣，把他押送到香取街(今林西路)“水牢”内囚禁。“水牢”上面是一座两层楼房，四周有围墙，楼上住着日本宪兵，地下室是囚禁人的牢狱。他被押进一间20多平米的地下室，昏暗潮湿，不见天日，地上终年渗着一层又腥又臭的污水，鬼子对被囚禁的人从来不“放茅”，也不“放风”，只放置一个便溺用的木槽子，隔两三天允许倒一次，其脏无比，臭气难挨。这间牢里关押20多人，纵然有出有进，始终保持这个人数。每人不足一平米，拥挤不堪，既不能平卧，也不能走动，最多是半躺半坐。囚禁在“水牢”里，不得互相交谈，也不准交头接耳。难友们只能趁看守鬼子兵不备或夜深人静时同身边紧挨的难友偷偷交谈一两句。
　　姚士馨被送进“水牢”时，还没有恢复知觉，而且发着高烧，上衣粘贴在皮肉开绽的躯体上，双腿溃烂动弹不得。好心的难友脱下身穿的小棉袄，盖在他下半身上，还帮助他翻身，喂他水喝，他才慢慢醒过来。他本想绝食以了此一生，还是经好心的难友一再劝解，他才进食。“水牢”里的囚食是极其粗劣的，伙夫是朝鲜人，他把鬼子们吃的剩饭掺上刷锅洗碗的泔水，用泔水桶盛着让他们吃。过了些天有一位难友告诉姚士馨，在这里为了缓解个人精神上和肢体上的无限苦痛，要学会坐功养气，念念金刚经，可以调节呼吸，还可让日本鬼子以为你信佛，而不怀疑是共产党。他依从难友的规劝，在狭窄的地方半蹲半坐练功，使伤残的躯体得以慢慢恢复。
　　他在与世隔绝的“水牢”里被囚禁了半年多，绝望之间，觉得光背诵经咒与事无补；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感情纳入一个新的境界，就经常默诵《苏武牧羊》曲词和历史上有高尚民族气节忠贞人士以及革命烈士所作的诗词，如文天祥的《正气歌》，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等诗句，以激励自己。他深信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抗御外侮的传统，每当国难临头，就有许许多多的舍身为国的英烈之辈，为抗御外敌焕发出“朔风胡马悲壮，大漠风沙豪迈”的气概。他坚信中国是不会被消灭的，抗日有希望，国家有前途。
　　　　　　　　　　　　　　　　　　　　刑场陪绑 　
　　1938年3月的一天下午，他们牢房发生了一次骚动，起因是有三名难友和一个在押的日本翻译叫马幸福的，为争喝一碗凉水争吵，结果马挨了打，大家认为马是个坏蛋，他挨揍是大快人心的事。当晚八九点种，朔风呼啸。看守“水牢”的鬼子兵突然让所有“犯人”用黑纱捆住头，蒙上眼。还发给每个人一张写着姓名的白纸条别在胸前。姚士馨以为敌人这次行动是要集体处决他们，心情很不平静，惊喜参半，惊的是事情来得太突然，喜的是被处决可以一了百了，从此解脱遭受敌人折磨的苦难。难友们都被钉上脚镣，只有他因两腿伤势重，行走不便，没被拷镣。鬼子兵把他们牵出门外，象扔猪一样将他们扔到卡车上。车子迎着狂风飞快急驰，时间不长，就停在一个场地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所在，他们又一个个被扔到地上。只听见鬼子兵嗷嗷喊叫，狼狗汪汪狂吠。一阵枪响过后，鬼子又把我和一部分难友扔回车上，仍然押送到“水牢”。摘下黑纱，他们才发现有几位在白天跟马某交手的难友没有回来，他们一起被杀害了。显然马是被鬼子派进来卧底的汉奸。他们这些生还的人是赴刑场陪绑的。姚士馨得以生还，更加意识到敌人并没有掌握他的“罪证”，他决定听从难友的劝告，镇定下来，以不变应万变，静待命运的安排。
　　　　　　　　　　　　　　　　　　　　枪口威逼
　　1938年4月春光明媚的一天，一个特务牵着条狼狗，到“水牢”门前喊姚士馨的名字，让看牢的日本宪兵打开铁门，把他押到一辆汽车上，他又被送到伏见街秘密审讯点的一间房子里，这间房子象是办公室或是会议室，没有刑具，墙上挂着“武运长久”条幅，和日酋近卫文磨首相的照片。让他站在一张桌子前，审讯的日本鬼子满脸狞笑地隔案坐下，开始质询：“你明白，你犯罪大大的。”姚士馨说：“我完全不明白。”接着他又问：“你为什么要为‘马猴子’(日寇称八路军和地工人员为‘马猴子’)干活?”姚士馨答：“你效忠日本天皇，我在中国土生土长，你们武力侵略中国，我不愿当亡国奴。”他说：“你还年轻，有老人、妻子，难道不想活啦!”提起家人姚士馨有些心酸，但忍泪无言，以示对抗。日本鬼子骤然变了脸色，把手枪放在桌上，并拿出纸笔递给他，说：“今天送你上西天，你有什么话写出来。”这是示意让他写出内心的反映。他思索了一下，想起陆游在北宋山河破碎之际，写有“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示儿诗句，在心情高度激动下，依照他当时个人的处境写下了四句小诗：“百年终有死，国破岂偷生，死生无所计，勿忘乃父风。”这样写，姚士馨是有寓意的，因为他父亲在1900年曾是义和团的一位大师兄，在京津一带与洋鬼子打过几仗，后因受伤而退出战场，靠做工维生。他从13岁即背井离乡，随父在外流落奔波，父亲经常教育他生死是小事，保持大节最重要。“勿忘乃父风”有双重含意，他不忘父亲的教导，也教育后辈不忘先辈的遗风，要为父辈报仇雪恨，继续抗敌。
　　他将这张抒情小诗递给日本鬼子，他们看后茫然不解其义问他写的是什么意思。姚士馨又豁出去了，直言不讳地告诉鬼子：“我活到今天就要完了，我告诉后辈在我死后继续抗日。”鬼子大为恼火，把小诗抓起来撕得粉碎，拿起手枪，用枪口直逼他脑门，狠狠敲打，顿时血流满面，从此，姚士馨脑门上留下仇恨的伤疤。不知为什么日本鬼子没朝他开枪，又把他押送回水牢。难友们原以为姚士馨已遭不幸，见他生还，都很惊喜，他也莫明其妙，不知为什么未被处决。难友们对他极为关照，特别是他刚进水牢奄奄一息时帮他翻身、喂他水喝的姓韩(不知名字)的难友，象亲兄长一样帮他分析案情。一天夜深人静趁看守不注意，韩悄悄地对他说：鬼子对你严刑拷打，没有从你嘴里捞到情况，这次他们变换手法，想逼你就范。如今你正处在生死边缘，一个中国人在敌人面前应该昂首不屈，在一定时机要讲究灵活的斗争策略，保存自己，争取活着出去，以便将来重整旗鼓。韩真诚恳切，语重心长，患难知交肺腑之言，给予姚士馨很大的鼓舞和启示。
　　　　　　　　　　　　　　　　　　　　脱出虎口
　　1938年夏季的一天，姚士馨被押送到海光寺日本宪兵队总部再次受审。这次审讯阵势森严，五个身穿军装的法官坐在正面，侧面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翻译(是朝鲜人)。他仍然被脱得精光，一丝不挂。中间的主审法官质询：“你抗日的大大的。”他接受难友的忠告，没有硬顶，反问：“我不知有什么罪。”主审法官大吼一声：“你狡猾的。”拿起盛满热水的搪瓷杯朝姚士馨砍来，他被烫难忍就拾起搪瓷杯向对方砸去，并质问：“我在你们手里不如一只小鸡，杀我很容易，但得讲明白，我犯了什么罪?”对方狂叫着说：“你还顽抗，我们掌握了你的证据。”命令翻译给他看一份“绝命书”。他一时看不清全文，也未看到署名，只看到最后一句话写的是“我为中国人死，死而无憾。”但在一瞬之间，他认出了笔迹，写“绝命书”的人是夏孙榆的儿子夏纬辰。此人曾是法商学校学生，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整天同流氓特务混在一起。姚士馨猛然醒悟，他的案子是夏纬辰做的手脚。夏假冒他的名子伪造“绝命书”，向日本人告发领赏。于是他向日本鬼子说：“我知道这是谁捣的鬼，姓夏的造假，欺骗你们，想置我于死地。”日本鬼子让翻译抄手摇电话，命特高科传夏来核对笔迹。但过了约一小时，夏未露面。天已正午，听到响起铃声，五个审讯官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可能是到了吃饭时间，他们站起来离去。这时翻译走来踢姚士馨一脚，让他穿上衣服，又押送回水牢。难友们见他大为惊讶，他们原以为这次押送军法处公审再也回不去了。这次公审后，就没再审讯。后来才知姓夏的因邀功不成毛了手脚，改换名字逃离天津，姚士馨的案子不了了之。
　　1938年夏，水牢里关押的人日益增多，大有人满之患。不久姚士馨被转到花园宪兵分队(今多伦道新华路口)，这里的牢房设在后院楼下，中间有一条东西向甬道，两边都是牢房，比香取街的“水牢”面积大，囚禁的人也多。他被转押到这里不久，天津电话局“抗交”活动的中坚人物、总工程师朱彭寿被日本宪兵队派人绑架劫持到宪兵队。朱工与姚士馨同囚在一间牢房内，而且他们是紧挨着。敌人对朱工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朱工被劫来第一天，特高科的头子来软的，斟茶递烟，声言“只要交出电话局机线图，就可放出去”，遭到朱工断然拒绝。隔了一天，朱工被提审，主审的日本鬼子亮出一张由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潘毓桂签名、盖有伪公署大印的任命状，任命朱彭寿为天津电话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别有用心地向朱工道贺。朱工又坚决拒绝了。日本鬼子顿时脸色铁青，警告朱工：“你要好好想想，莫要自找苦吃!”朱工被押回牢房后，悄悄地向姚士馨讲了这两次受审的情况，愤慨地表示：“鬼子玩弄的鬼把戏，在我意料之中，他们是打错了算盘！”转天一早，朱工又被提走，直到天黑才由两个日本鬼子抬了回来。他被折腾成一个血人，体无完肤，奄奄一息。他被日本鬼子先是绑在“好汉架子”上用马鞭军棍猛抽狠打，接着灌辣椒水，之后又用整股的香火烧炙两肋和后背，烧得片片焦糊，朱工仍坚贞不屈，敌人竟然更加凶残地把烧红的铁丝捅进朱工的尿道。姚士馨见朱工伤势极其严重，真是心如刀搅，泪如雨下。未几朱工就惨死在他的身边。
　　朱彭寿尸体被抬出，姚士馨仍悲愤不已。一天中午他见对面空牢房押进了一位身材修长面目清瘦、学者模样的男人，还有一位比他矮一头的妇女，似乎他们是夫妇。当天深夜，忽闻对面牢房铁锁被打开，姚士馨从门缝借着甬道里微弱的灯光望去，只见一个宪兵一手持枪，一手拽出那位妇女，并立即锁上牢门，向牢内喊叫：“刘兴亚!你的花姑娘大大地好，我带她去‘风吕风吕，！”(“风吕”是日语洗澡间)一阵狂笑而去。只听得对面牢内有人连骂两声“畜牲”，猝然“咣当”一响，可能是悲愤之极昏厥倒地。未过几天学者模样的男子被鬼子钉上大镣牵拉而去，再未见还押。在敌人囚牢里类似这种惨绝人寰的事例时有见闻，不一一赘述。
　　1938年冬，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有一个军曹进牢房先查看姚士馨的伤势，然后牵着他走出甬道说：“今天放你假，回家看看，有事再找你。”这人打开一扇小铁门，推他到街上。这时姚士馨的伤势未愈，只得猫着腰匍匐而行，直爬到天亮才到家。他被囚禁一年多，同家里断了联系，亲人们相见悲喜交加，犹如在梦中。他只见家中老小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更惨痛的是再也见不到他那亲爱的小女儿了；而他遍体鳞伤，两只脚神经组织受损，留下终身残疾，心灵上遭受到不可磨灭的创伤，大家纵有千言万语，不知从那里说起......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片国土沦丧，使中国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凌辱、遭磨难、被残杀的何止他们这一家啊!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血泪斑斑的历史教训，使之永远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