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的蓟县商界　　　　　　
　　日伪统治时期，蓟县的商业受到一场空前的浩劫。原有德 (山西人，在蓟县经商至今前后达65年)，曹永善(当时在城内“大德祥”布铺学徒)、陈福森(旧商会商丁)三位老人以亲身的经历和见闻，述说了当时的情况。
　　民国初年至抗战以前，蓟县的商业比较繁荣。全县的商业集中在城关、邦均、马伸桥、上仓、下仓、别山、侯家营、下营八个主要集镇，城关和邦均相对更繁荣一些。
　　城关镇是蓟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内的东、西、南三条街上有大小坐商近百家，店堂林立，匾额高悬，幌旗飘舞。较大的商号有“大德隆”(东街南街各一号)，“东德成”等布店，有“庆昌号”、“和祥益”等多家较大的杂货店。“庆昌号”的子火烧，“和祥益”的点心、皮糖远近驰名。“祥记”酒店与邦均、下营的五家烧锅为连号。药店有“天芝堂”等六家。饭馆有“聚仙楼”等多家，其中有三家兼营客栈。“聚仙楼”的熟肉火烧驰名。“渔阳”客店东家纪某代写呈子，打官司告状者多住此店。“德元楼”专营首饰，“永昌号”专营嫁妆，“元记”专营进口洋货。还有鞋店、面铺、肉铺、文具、鲜货、木局、油坊、弹花、染坊、织袜、罗圈、蔬菜、理发、澡堂、当铺等，市面十分热闹。
　　邦均镇位于县城西12公里，邦喜、京山公路在此交汇，交通方便，百多家店铺分布于长达三华里的东西长街上。邦均北倚盘山，山区盛产梨、杏、柿子、山楂、核桃、栗子等山货；东南部为冀东大平原，盛产五谷杂粮，历来为京东粮食，山货的主要集散地。特别是当地水质清纯，宜于酿酒，烧锅酿酒业多达8家。“隆”字号的白酒远销京津唐等地，酿酒业的兴盛，又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1933年5月，长城抗战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冀东22县拱手让给了日本。1935年11月25日，日军在通县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不久，蓟县城和公路沿线的重要集镇就来了日本顾问和日本宪兵队。从此，蓟县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日本侵略者以发行伪钞、商品倾销等手段进行掠夺，日朝浪人窜入城乡贩卖鸦片，走私贩私，使蓟县商业受到沉重打击。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蓟县爆发了抗日武装大暴动。暴动的胜利引起了日军的震惊，慌忙从外地调来关东军、蒙古骑兵队、满洲队，进行反扑。先以重兵压向县城及各镇，打开交通线，建立据点，然后实行分割扫荡。邦均、马伸桥两镇地处交通要路，日军沿途烧杀抢掠，两镇遭劫，首当其冲，店铺损失十之七八。下仓镇的店铺在战乱中全部被抢掠一空，被迫关闭。日军在上仓一次屠杀商界18人，所有店铺均遭洗劫。侯家营镇的“万安祥”等商号被付之一炬。下营镇地处山区，也受到严重损失。特别是1942年前后，日伪对蓟县山区实行“三光”政策，对平原反复进行围剿清乡，各大集镇的商业再一次受到沉重打击，城内商业更加衰落。那时，蓟县城有东、西、南三个城门，都有岗哨把守，有日军，有头戴白箍大沿帽的伪警察，也有身穿黄军装的“民团”。对进出城门的男女群众，不仅要查看良民证，还要举手搜身，并趁机对妇女进行调戏、侮辱。搜查中，稍有怀疑，当即逮捕。搜查完毕，群众须向日军弯腰行九十度鞠躬礼方得放行，否则即遭毒打，甚至被刺刀挑死。因此，农民到县城内商号来买货的很少，很多商号只得搬出城外，到西门外大沙河里摆摊卖货。由于日伪军不时进行盘查，群众除一些急需的日用品外，很少有人前去购货，不少商号陆续关门歇业。城内商户剧减，仅剩32户。唯独兴旺的是日伪携手开办的“同乐班”妓院和“官膏店” (大烟馆)。饮食烟酒业在县衙门发饷后才有几天的兴隆生意。
　　日伪时期，这个捐那个款名目繁多，摊派不断，幸存商户惨淡经营，负担十分沉重。各种摊派都由县商会进行催收，以承担日伪政府分派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花销。如1938年8月间，日伪的“兴安部队”，来蓟驻守，令商、民出资修城墙，次年又修缮一次，这两次摊派的款项都很大。1942年4月，伪县知事徐葆莹召集全县商民代表成立修建委员会，扩建伪县公署，仅这一次商界就摊派了伪币十二万三千余元。此外，过兵要摊，修路要摊，挖“防共壕”要摊、建碉堡修炮楼以及各项应酬等等无一不摊、一切花销按“商二民八”的比例摊派，商界要承担十分之二。各商户之间都有一个既定的负担比例，称作“厘股”，每年的旧历年后进行评议确定。无论什么花销摊派，无论摊派捐款多大，都得按此比例承担。每年都有一些商户因不堪重负而倒闭。商户除了承受苛捐杂税二摊派重负外，还要受到日伪人员的敲诈勒索。那时，日伪军、特务来商号，想要什么就拿什么，从来不付钱。有一次，特务头子陶恒来“大德隆”布店拿了两匹布，正是曹永善在站柜台，脸上稍微流露出一点儿不满，就被打了两个嘴巴，陶恒还在店里大嚷大叫：“拉出去，毙了!”幸亏有东院“同和居”的掌柜贾宝林出面调和说尽好话，才使陶恒离去，曹永善这才得以脱身，到后院洗去嘴角的血迹。那时，就是跟日伪沾点儿关系的人，也是乘势欺侮买卖人。有一次，开白面(毒品)馆的朴某来“德聚公”要了几把锁头，没给钱。到年底原有德去要帐，朴某张口就骂：“你这个小杂种，也不看看我是干啥的，胆敢上这里来要钱。”伸手就要打，吓得原有德双手抱头，直往人群里躲，后经旁人说和才算了事。钱没要来，还差点儿挨顿打。
　　为了加强对商界的控制，日伪成立新民会后，把县城内各商号的经理、掌柜都叫到宪兵队院内(今农行南院)。特务们头上蒙着毛巾，腰里挎着手枪，强迫大家去独乐寺开会。一个姓杨的经理腿有毛病，走道有点儿瘸，行动慢点儿，在独乐寺门口被踹倒在地，又遭连踢带打，惨叫不止。各商号经理、掌柜被逼无奈，只得加入了新民会。各商号的青年也都被编队入会。日军为了加强奴化教育，逼迫商号的掌柜、经理和雇员、学徒要按时到新民会去学日语，由伪县政府的翻译官、日本特务吉见平三和会长林国雄轮流讲课。每逢来了新上任的日伪军政要员，伪政府就组织这些人列队欢迎，胁迫呼喊“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共荣共存”等口号，发给红绿三角旗。有的青年气愤地把旗子偷偷撕碎扔在地上，从而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于是就派伪警察穿插到行列之中，予以监督。有一次，日军又侵占了我一城市，新民会日本顾问柿岛亲自督领，强迫各商号的青年人参加游行，每人肩上扛根木棍，组成好几百人的队伍，呼喊：庆祝XX城市陷落、皇君万岁等口号。曹永善那时才16岁，被迫而去，消极应付。后来，为抵制这种活动，一些青年就想法装病，拒绝参加。
　　有压迫就有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蓟县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商界也多次暗中筹集款物，支持八路军抗日斗争。1944年冬，日本警备队不知得到了什么信息，将城内各大商号的掌柜抓了起来，扣押在警备队的地牢里(今邮电局西院)，逐一严刑拷打，进行追查。县商会会长刘品一闻讯后前去作保，刚一露面也被扣押，罚举板凳，后押入地牢。经亲友多方求情送礼，20多天后，只放出部分人，重点嫌疑对象直接押送北平。各商户无奈，只得变卖货物，筹集巨款把北平市宪兵队运动通了，才被允许取保放出。这些商号掌柜从被抓到释放历时三个月，出来时都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此事对县城商界打击很大，一些商号由此而倒闭或元气大伤，商业由此一蹶不振，日渐萎缩。
　　在日伪统治下，蓟县商业遭受的浩劫是空前的。据1944年出版的《蓟县志》记载，当时全县敌占区内的商业，包括坐商和摊贩，只剩16个行业，363户，从业人员约1200人，且其中大多数是小摊贩，仅仅是从事季节性的经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