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的华北基督教团　　　　　　
　　一、教团成立的政治背景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基督教原有的教团组织也随着日军来到华北，开始是管理侨居的日本教徒，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效法英、美在中国利用基督教联合会控制教会和教徒的手法，也想染指中国教会，成立教团机构，以便控制利用作为侵略我国的工具。但这时的中国教会仍然把持在英美传教士手中，中国教牧人员和教徒仗恃英美教会势力，与日军周旋，不愿另成立组织。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形势突然变化，华北各地基督教会学校、医院和团体等都被日军封锁，日军进一步对中国教会施加政治压力。当时各教会一致认为想要应付时局维持教会，非解散原来英美控制的基督教联合会，重新另组织一个新的联合会不可。终于在1942年18日成立华北基教联合促进会。
　　1942年9月伪内务总署召集华北基督教各教会，在北平灯市口妇女圣道学校内举行第三次华北基督教讲习会，并筹备成立教团。天津方面由刘修斋(代表天津市)和霍培修(代表津海道)参加了这次讲习会。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日军的压力下，中国教牧人员不得不屈从日本人的意旨，表示愿意成立教团。
　　教会过去习惯于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与北平、天津和青岛三市统称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并且无形中成立了一个领导华北基督教的组织。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现成的组织，于 1942年10月15日假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典礼。出席这次典礼的有四省三市30余处教会教牧人员代表83人，各教会信徒代表700余人，天津的代表是霍培修和刘修斋。
　　会上选举江长川为主理，周冠卿为副主理，周维同为书记，张浚清为会计以及郑和甫、郝德安、刘意新、凌贤扬、王学仁等9人为执行委员，并邀王梓仲、村上治(日本牧师)、织田金雄(日本牧师)为特邀委员；又邀河野静士(日本专员)、武田熙(日本调查官)为列席委员。
　　二、华北教团天津分会和津海道区会成立前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市基督教联合会于1942年1月 29日正式宣布解散，从形式上向日本人表示有改弦更张之意。同年4月22日，举行天津市中日基督教领袖联欢会。这次联欢会是在华北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形势下举行的。在举行前夕，日本陆军特务机关负责宗教部门的专员饭野先找到日本教团在天津的头子——日本牧师中村三郎面授机宜，于是中村三郎根据饭野的指示，找到天津基督教联合会负责人刘修斋说明联欢会的要求。在这次精心安排的联欢会上，刘修斋和中村三郎的致词中，一致表示中日教会应该互相协助，彼此合作，因为“天上信徒是一家”。很明显，这次中日基督教领袖联欢会是在为成立教团铺平道路。
　　不久，北平于当年4月18日成立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天津教会为了应付局面，敷衍日本人，便学样照办，于6月5日和7月28日先后成立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天津市分会和津海道区会。天津市分会以刘修斋为会长，王锡之为副会长；津海道区会以霍培修为会长，李瑞禾为副会长。联合促进会邀请日本牧师中村三郎、东山武和加莱国生为特邀委员。伪市长温世珍和伪道尹王绪高分别到会致训词，他们异口同声地强调指出：今后天津市和津海道基督教促进会，应当为“大东亚圣战”服务。最露骨的是天津陆军特务机关长雨宫的训词，他说：“溯英美基督教自入侵中国后，以传教美名，而从事各种榨取工作，已亘百年有余。彼等对新中国之建设，除持不协力态度外，且时出加害。 ......盼诸君为求民心之安定及反共起见，在宗教立场上，向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上迈进，实至望也。”
　　1942年9月霍培修和刘修斋去北平参加第三次华北基督教讲习会，并于10月15日参加了华北基督教团成立大会，回津后便也步华北教团的后尘，促成教团天津市分会和津海道区会的建立。在霍培修和刘修斋的主持下，1942年10月24日召开天津市和津海道两个促进会的委员联席会议。由刘修斋和霍培修传达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北平成立的经过和它对天津市及津海道教会发布的尽快成立教团分会和区会的通知，并筹备于11月6日举行市和道的感恩会。由于时间过于紧迫，因此决定10月24日就算是成立天津市和津海道教团分会和区会的日期。在举行感恩会时，正式向大家声明一下教团成立的日期和情况，手续也就完备了。于是教团天津市分会和津海道区会就这样算是正式产生了。天津市分会和津海道区会的负责人选也仍是促进会的原班人马。
　　根据决议，于11月6日下午在天津东马路青年会举行一个全市性也包括津海道在内的感恩会，这是教团成立后所举办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活动。出席这次感恩会的有30多处教会和团体的500余信徒。特务机关长雨宫、伪市长温世珍、伪道尹王绪高等也参加了大会。在会上除刘修斋和霍培修分别致开会词和感谢词外，也有特务机关长和伪市长伪道尹分别致词。在宗教仪式中有又生的读经、王西园的祈祷、王锡之的祝福以及诗歌等，使信徒感到这个感恩会虽不同于一般的宗教聚会却也有宗教的气氛。
　　首先刘修斋在致开会词中，宣布天津市和津海道已于上月 24日成立教团，应该万分“感恩”。由霍培修在当场献给特务机关长一面感谢状，上面写着：“感谢友邦，功德无量”八个大字。在王西园祈祷里，也说：“天父借着友邦的协助，成立教团，使我们广大的信徒，还能照常享受宗教生活，实在应该献上感谢。”挑选的经文和唱诗里，也都含在感谢的意味。如借普天颂赞第505首《恩友》歌词，说明“耶稣是我们的恩友，日本也是我们的友邦”；借第 232首《中华教会自立》歌词，说明“盼望在东亚成立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脱离英美统治，今天因为大东亚战争胜利，就实现了。”特务机关长雨宫在会上说：“天津市和津海道各教会，应当有今天这样大会表示感谢的行动。......希望你们除了发挥两个教团的机能，做好工作，脱离英美的统治外，还要协助大东亚圣战，做好反共工作。”这次感恩会，不但实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导致出席的中国信徒和委员“感谢大日本友邦”，就是在会后仍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名正言顺地统治天津教团和津海道教团及所属教会单位，便利用华北教团纵的组织，统一名称，都冠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字样。并决定两个教团组织从1943年1月4日起，假东马路青年会合署办公，对外还分别用两个会的名义。两个会的干事、记录、翻译都是一个班子；日本牧师中村等同时兼任两个会的顾问。两个会虽然分别归伪市公署和道公署管辖，但都在天津市内，由一个特务机关统治，逐渐形成了一个组织内的两部分。
　　三、日本牧师在教团中的活动
天津市和津海道两个教团合署办公后，便着手开始工作。日本教团牧师中村天郎、东山武和加莱国生被聘为两个教团的特邀委员，在教团和特务机关之间起联络作用。中村等人的名义是特邀委员，实际上等于指导性的顾问，教团一切活动都遵照特务机关指示，并通过特邀委员在教团中推动执行。
　　这几个日本牧师在天津多年，并分别在天津立有教会。中村天郎的在天津市河北三马路103号；东山武的在日租界明石街 (今山西路)；加莱国生的在特一区吉林路(今宁波道）。这三个人年纪都在三四十岁，除受过宗教神学训练外，也都传道多年，而且对于天津市内中国教会情况也都熟悉，他们是地道的日本土著，同时又是中国通；他们以办理教会内行的身份，代表特务机关来领导天津市和津海道教团，把中国教团变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这三个人以中村三郎为首，参与各种活动。中村是美国留学生，很了解英美统治时各教会的情况。东山武比较年轻，只参加大会，而不参加一般的活动。加莱国生很少参加一般的活动，他主要在通圣会和天津圣经神学院进行活动。他们三个人是个集体，本着特务机关的指示，在天津市和津海道教团进行活动。
　　中村三郎经常到天津市和津海道教团办公室来，代表特务机关传达命令并向特务机关反映教团活动情况。他有时参加教团负责人的集会，有时也到各个教会去访问牧师或传道人，打听道会活动情况。为了更多接触各教会负责人，还为他们成立日语学习班，每周几次，一面教学，一面在谈话中探听各教会情况。
　　在交往中，中村经常对我们宣传日本教团如何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并得到日本政府的帮助。他鼓吹日本教团怎样好，并介绍日本教会的主日学办的如何活泼生动，他还写信叫日本教会主日学寄来大批的主日学生的手工和图画，分给天津市教团所属各教会的主日学。此外他还提出天津市教团要随时向特务机关报告一切工作活动，天津各教会房子出租，要尽先让给特务机关或日本人，各教会讲道内容应该报告给特务机关等等，对我施加影响，以实现日军的侵略意图。
　　四、天津教团的活动
　　日军在华北和天津阴谋成立教团的目的，不过是为把华北和天津的教会置于其控制之下，为日军侵略政策效劳，以教团为号召驱使基督教支持“大东亚圣战”，通过教团的所谓宗教活动，经常进行反动宣传，麻痹中国教徒和人民的抗日意志。沦陷期间，教团实际上是作了日本侵略者的得力工具。
天津的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雨宫和特务饭野经常对教团进行控制和督促，并且利用小恩小惠邀买人心。如将教会房产交给中国牧师，拨给教团成立费和教团领导人补助费，并以华北教团拨来救济款项，指定发放给教牧人员、贫苦教徒和难民。
　　此外，天津汉奸市长温世珍和道尹王绪高等也经常表示对教团的“关怀”和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温世珍的基督徒身份使他与天津市教团加强联系，推行日军的侵略企图；而教团也认为温是个信徒，通过他容易向日本人打交道。每逢在教团召开大会时，温世珍总是早来晚走，与我们几个领导人接谈一番，叮咛教团要听市公署和特务机关的领导。温为巩固他在教团的威信，也不断地对教团有“贡献”，每次捐款起码1000元；最后他捐献 10000元作为教团的基金，并指定存银行生息，每月提取利息作为教团经常开支之用。他不但为天津市教团捐献，也为华北教团捐献。这样一来，我们就认为他是“热心”的基督徒，对他平日或在会上向我们所讲的话都愿意奉行。
　　下面把教团在天津的主要活动分述于后：
　　(1)利用宗教祈祷和平，粉饰日军侵略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中村三郎等提倡天津教团应当多侧重“培灵”工作。这是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所谓之“灵修”来麻痹传道人和信徒，并通过教团举办多次“和平祈祷”，粉饰其侵略行动。
　　从1942年到1944年之间，天津市教团多次举行全市性的“世界和平祈祷会”、“周年纪念祈祷和平大会”、“和平祈祷周”等活动，通过宗教仪式的祈祷，侈言“和平”，模糊信徒的思想，不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反而觉得要借着日本“大东亚圣争”，才能成全上帝的和平旨意。1944年12月在天津举行全市祈祷周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败局已定，还要借祈祷为名，麻痹中国人民思想，不要和日军打到底。
　　(2)“增产粮食” 日本帝国主义还利用教会发动信徒增产粮食，以支持侵华战争。伪津海道公署召开宗教团体协力粮食增产协议会，在会上要求各代表保证执行协议的决定和精神。会后都认真展开宣传，并多种一些蓖麻，把蓖麻籽送交伪道公署。
　　(3)“献铜献铁” 日军在战争中不断吃败仗，资源枯竭，便更加紧掠夺压榨中国人民，并把夺取来的钱财物资，用于屠杀中国人民的侵华战争。汉奸市长温世珍执行日军的意旨，在天津实行虐政，强迫市民吃混合面，强迫市民“献铜献铁”。当时天津的教团也对所属的教会宣传要为“大东亚圣战”献铜献铁。
　　(4)成立“唯爱服务部” 天津教团于1945年5月曾请日本牧师贺川丰彦讲道，他说：在“大东亚圣战”时期，基督徒应当学习基督的唯爱、吃苦、服务与和平的道理，而且要有具体行动。天津市教团根据他讲的唯爱和服务等的内容，从6月开始筹备成立“唯爱服务部”，拟订组织简章，又推教团领导人刘修斋、霍培修、郑锡三等9人和信徒宋裴卿、丁懋英、温世珍、段服民等21人联合组成委员会，在教团领导下积极筹备进行工作。后因日本投降而中止。
　　(5)教产处理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装作协助中国教会脱离英美差会控制，进一步建立中国自立、自养、自传的本色教会，同时也安定中国传道人的心情，于1942年8月分别将教会房产移交给中国现任传道人负责管理，并在天津陆军特务机关主持下，为天津市和津海道各教会举行移交房产的仪式。先由日本特务机关代表人饭野向中国传道人讲话，刘修斋和霍培修分别代表天津市和津海道各教会向日本特务机关长致谢，并办了移交手续。
　　日军将教会产业移交给中国牧师的这一举动，起到收买人心和麻痹思想的作用，曾经迷惑了许多中国教牧人员，认为日军是真帮助中国教会“自立”，为促进教团的成立起到很大作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教团随着日军侵略势力的崩溃也一同复灭了，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