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生活见闻录　　　　　　
　　一．津城陷敌手，处处铁靴声
　　1937年阿凤17岁，在天津市私立觉民中学上高中一年级。7月暑假后一星期，爆发了“七七”事变，时局严峻起来。阿凤家是一般市民，开头还认识不到局势的严重性，因为久居天津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弱国子民，丧权辱国的事见得多了。
　　7月29日午夜，酣睡中的市民突然为枪炮声惊醒。拂晓时枪炮声才停息下来，不过偶尔还听到冷枪声。天亮后开门一看，中国兵面向铁路线在坟地里的水坑边警戒着，看样子日本兵控制着铁路线和东站、北站，中国兵控制着铁路线两侧。中国兵好像已进驻了公大七厂。双方就这样对峙着。
　　在路边，一些中国兵休息着。传说中国军队打了胜仗，包围了海光寺日本兵营。袭击了东局子机场停放的日军飞机等等。居民们很兴奋，自发地买了些烧饼、馃子、香烟，提着茶水慰劳士兵。上午人们议论纷纷，市面还算稳定，只是偶尔有逃难的人，坐着“胶皮”(人力车)，拉着大包小件，顺着昆纬路往南走，看样子是奔意租界的。
　　战事是那么沉寂。下午三四点钟，日军飞机来了，有五六架，是老式的双翼轰炸机，在省议会大楼上空盘旋，投下几个炸弹，目标是驻在省议会大楼里面的保安队司令部。人们奇怪的是，保安队没有反击，听任日军飞机轰炸而去。后来听说，保安队司令部早撤走了，人去楼空。日军飞机还轰炸了北站跟前的北宁铁路管理局那座老楼。轰炸后，大经路择仁里一带的居民逃难的人多起来。省议会大楼和铁路局老楼被轰炸，都作为“严惩暴华，皇军铁翼的赫赫战果”登载在日本军队控制的报纸上。这一天晚上，人们真是六神无主，早晨那股兴奋劲儿早已烟消云散，一线希望就是听说中国军队还没撤走。人们早早地关门闭户睡觉，可是又睡不着，只好黑着灯说话。转过天一早，打开大门一看，人们傻了眼，一个中国兵也看不到了，一夜之间全撤走了。
　　这时警察也不见了。逃难的人很多，意租界和英、法租界相继戒严了，难民进不去。紧挨着意租界的是特二区，也就是过去的奥租界，这时也成了好地方，过去租不出去的空房，这下都住满了。大安街是分界线，一边是意租界，一边是特二区，这时都是大门紧闭。携妻带子、背着包袱的逃难人群在大安街上徘徊。
　　到租界地去吧，投奔谁呢?离开河北，到离火线较远的地方，但出去生活怎么办?到教会去避难吧，教会的人委婉地说：“教堂地方不大，教友可以进教堂避难。”这时可真是走投无路。所谓“亡国奴不如丧家犬”，这滋味是尝到了。
　　二．铁刺电网映刀影，文化小区变敌营
中国军队走了，日本军队还没有进来，地面上的中国警察也不见了，这一带成了“真空地带”，于是出现了抢掠。几个暴民带头一抢，一些人也跟着趁火打劫，拣便宜。大经路择仁里—带，有的住户院中无人，给暴民可乘之机。昆纬路上，这种人一帮一伙的，带着掠夺的财物往南走。
　　不久日军强占了觉民中学，把学校足球场的围墙拆开一段，开了个门，从门口可以看到足球场上都是日本军用载重汽车；紧接着省议会大楼也被日本人拆掉了。然后日军把觉民小学和周围的中山公园、美术馆、图书馆、国货陈列馆、市师附小、震中中学、造币厂等连同觉民中学这一大片地方圈成一座日本兵营、兵站基地，大概还有修枪械的工场，并从北站修了一条铁路专用线直通这里。开始日本兵营戒备森严，墙下是铁刺网，墙上有电网。兵营里的日本兵也常出来巡逻，端着带刺刀的大枪，脚下是钉着钢钉的皮靴，走起路来很响。日军把这一带变成了他们的“王道乐土”。沦陷中、后期，日军修建了小孙庄新仓库，这里才不那么重要了。
　　三．养家餬口入铁路，做牛做马且偷生
　　1940年，几经周折，阿凤考入铁路部门上学。以前人们都是把邮局、海关、铁路等视为“铁饭碗”，旱涝保收。天津沦陷以后，阿凤不知道海关的内情如何，邮局和铁路却越来越失去它往日的吸引力，那时社会上流传着几句俗谚是“四大贱”：买邮票，吃咸盐，坐火车，请教员。阿凤考入的是天津铁路学院第一期普通科机务科。学校生活是半军事化性质，推光头、穿制服、打裹腿，平日不准外出，年假才能“外泊”(住宿)。校址是原来的河北省公署。院长是中国人，教他们“修身课”，教务主任和学生科主任都是日本人。日本教师任班主任兼日语教师，铁路业务课程都是铁路局中国技术人员兼任。舍监兼教官是日本教师，负责早晚点名，检查内务。每天上课前先点名做晨操，院长教师均参加。由教官喊口令，班长报人数，均用日语。当时规定唱日文“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社歌，用日语背诵“社训”。日军使用这些手段是为了在精神上摧残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迫使青年在太阳旗下当顺民，做牛做马。
　　1942年阿凤毕业后分配到天津铁路局机务段。日军侵占天津以后，铁路系统各机务段都是日本人当段长，唯有唐山机务段段长、职工皆为中国人。开始阿凤当雇员，学习司炉。每次执行乘务之前，由段内的日本指导司机任教练，重新实施一次严格的训练，包括投煤、给油、信号、呼唤应答等，然后才让上车乘务。段上有中国乘务员也有日本乘务员，当时又是轮乘制，所以也常临时搭班，混在一起。有时一个中国开车的带着两个日本烧火的，或一个日本开车的带着两个中国烧火的。不过一班三个中国人或一班三个日本人的时候居多。有一段时间，阿凤被派到北站机务段助勤。北站机务段是货运段，光跑货车。阿凤就跟一名日本司机、一名日本学习司炉搭一班，专跑沧县。火车头到沧县站摘钩进房，他俩到日本食堂去吃大米饭，阿凤一个人到华人食堂去啃窝窝头。后来物资统制，粮食紧张，定量配给，他们也都自己带饭了。
　　1944年，有一次美国B51型战斗机袭击铁路线，一下子打坏了十几辆火车头。B51的机枪子弹大小像胡萝卜似的，能穿透钢板，乘务员也有死伤的，一时中国乘务员不愿为日本卖命，纷纷告假不上班。机务段便派人到家中去找，强制出乘。一般货物列车多在夜间行驶，而沿线的抗日武装、游击队又多在夜间活动。随着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的逐步增强以及日军在太平洋上出现失利、兵力不足、兵员素质下降和士气不振等，铁路事故就越来越多起来。开头那两年，日本乘务员也值乘夜里的货物列车，后来就多值乘白天的了，这是怕让游击队俘虏了去。中国乘务员虽然没跟八路军、游击队直接打过交道，但心里多少有点底，都是中国人，把话说清楚，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开枪。那时候，流传着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人们内心里对八路军是向往和寄托着希望的。
　　四．一日三餐难为继，百姓忍冻复忍饥
　　沦陷以前，阿凤的家境还比较好一些，除了维持日常生活，还能供着阿凤和弟弟上私立中学。家里买粮食，都是到米面铺去叫，由铺子里的小伙计送来，当时付钱或赊帐均可。那时天津寿丰面粉公司的红绿桃牌面粉，也不过是两块钱一袋(22公斤)。沦陷后，在阿凤住处附近的米面铺先是关门停业，后来虽然照常营业了，不过寿丰公司的红绿桃牌面粉，一下子陡涨5元钱一袋，而且是现钱交易，概不赊欠。
　　阿凤家家境日益拮据，又因阿凤和弟弟失学在家，买粮食也打算盘。米面铺既然是现钱交易，家里就让阿凤弟兄俩到寿丰公司去买了。寿丰既有绿桃牌的头号面，也有红桃牌的二号面，后来又卖小袋棒子面。到寿丰去买小袋棒子面，原来是随到随买，也没那么多的人买，后来物价上涨，粮价陡俏，生活水平降低，买棒子面的人也多了，所以就要一大早排大队来买了。每逢买粮，从午夜两三点阿凤和弟弟就要起身。阿凤家住河北，经小树林、津塘支路，进意租界过回力球场(现在的一宫)，走到寿丰公司门口，这时天还没亮，灯影下黑压压地已经排上队了。阿凤和弟弟当时都穿着棉袍，外面罩着蓝大褂，公司门口维持秩序的意租界巡捕，便在蓝大褂的肩头用粉笔写上号码，然后就等着吧。脚冻麻了跺跺，手冻木了搓搓，一直等到天亮8点上班了，这才一分一寸地往前移动着。当时家里存着几袋面粉、几袋棒子面，再存着点干煤球，心里就踏实了。
　　等阿凤考入铁路在机务段上班以后，家里才吃上铁路配售的粮食。可是情况越来越恶化，每人每月连一袋面粉都不给了，只有半袋或三分之一袋，其余便是杂粮。棒子面、高粮米还算正经粮食，后来就是豆饼面、混合面、荞麦、土豆等，豆饼面可能是棒子粒、棒子皮、棒子核、豆饼什么的都磨进去了。混合面也是差不多。这种面子蒸出来的窝头一拿就散，要用手捧着吃或用碗盛着吃。这种豆饼面子，吃的时候噎得慌，吃完了又拉肚子。有一次阿凤正好跑北平，司机是日本人，阿凤烧着火，一会儿一趟上水柜上去拉稀，幸亏是慢车，能缓缓劲儿勉强跑回来。回来后马上便跟日本派班员请假，他还不准假，阿凤只好让日本司机作证，才准了假。
　　粮食不够吃，豆腐渣也是好的了。过去都喂猪，现在人吃。豆腐渣炒着吃，焙点花椒，切点葱花，吃的时候也噎嗓子，别说人吃，鸡吃的时候，也要伸伸脖子。记得有一次，家里就剩下一点棒子面，贴了几个小饼子，叫阿凤多带了两个上班。家里就让小孩吃两个，大人吃一个。
　　 五．掠夺物资，难挽败局
　　随着沦陷的日久，太平洋战争的持续，日本国力日渐不足，便加紧掠夺我国物资。山西大同的煤，尤其是口泉矿的煤，是上等的工业动力用煤，要比阜新、开滦的煤好，一列车一列车地往秦皇岛港口运，装船运往日本。还有宣化龙烟铁矿的红矿石，也是一列车一列车地往塘沽新港、秦皇岛、关外运。汉沽的长芦盐很出名，也是往日本运。原来还装麻袋运，后来干脆散装了，就象运煤似的。还有棉花、棉布、铝矾、莹石、生铁等等物资。
　　当时日伪提的口号便是：“我们要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其实一般老百姓也明白，日军侵占了华北，哪能白占?当然要让伪政权提供物资，也就是掠夺。伪政权对这些物资的出口税订得很低，大大有利于日本。这些物资既有军需物资，也有日本国家短缺的物资。日本的侵略战争打到后来，物资也越来越不足了，尤其是粮食越来越紧张。在铁路上，不但中国人吃不饱，日本人也够呛。听我一个同学说，日本人每人每月配给11公斤大米，而且成色也降低。
　　列车行车途中，在给水站清炉上水时，清灰上水工人和提篮叫卖的小贩看阿凤是中国人，跟阿凤商量，让阿凤清炉时清得苦一点，同时把烧红的煤也故意清下去，代价是给他们一些烧饼锞子、炸糕、鸡蛋、烟卷什么的。这类事，如果赶上中国人的班很好说，赶上日本人，他们拿不准。阿凤当然也要问问日本司机，得到他点头默许。小贩们便把东西送上来，按惯例交给司机，由日本司机给分配。后来，他们索性也卖一点煤，卖的钱按惯例也由日本司机按三份均分，剩点零头也都归他。这事在当时是公开秘密，算不了一回事。
　　沦陷时期，我们中国人国破城亡，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忍气吞声，忍饥挨饿，“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站在侵略者一方的一般日本铁路从业人员，由于战略物资不足，粮食短缺，也要节衣缩食。当时铁路沿线治安恶化，事故增多，他们也是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们衣着是寒伧、褴褛的，作业服，扎脚裤，袜子是从铁路生计所买来的“军足”，即直筒的，没有脚后跟的，可以转着穿。鞋是“水袜子”，即再生胶当底的黑布鞋，常看到日本“社员”穿着旧西服，脚上都是一双“水袜子”。侵略战争带给日本铁道人员的痛苦，他们自己知道得最清楚。透过这些经历和见闻，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当年侵略者标榜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