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鸿赍在日本宪兵队里的囚徒生活
　　抗日战争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均告匮乏，各个战线败讯频传，华北一带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愈战愈强，侵略者只能龟缩在铁路沿线各大城市之内，有朝不保夕之势。但他们仍然妄想垂死挣扎，加强特务统治，疯狂镇压抗日力量，大肆逮捕一切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在这个期间，林鸿赍曾被日本宪兵队拘押了两个多月。
　　1940年林鸿赍由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当时在香港)派任天津中国银行副理，那时津行经理已离津去港，林鸿赍奉命负责维持津行事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伪联合准备银行乘机攫得天津中国银行的管理权，但全部职员均未更动，任林鸿赍为经理。
　　1944年3月初的一天早晨，林鸿赍在贵州路津中里中国银行宿舍家中尚未起床，林鸿赍的儿子喊醒林鸿赍道：“爸爸，有人找你。”这时就有一个穿西装的人走进屋来，用带着日本口音的中国话对林鸿赍说：“你快起来，穿好衣服，我们要找你去谈谈话。”同时又有四个穿棉袄棉裤的人进屋内搜查，他们在墙壁上各处敲打，对收音机非常注意，其他东西似乎未动。沦陷时期日本便衣宪兵捕人是常有所闻的。林鸿赍马上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林鸿赍为什么被捕，则始终是一个谜。
　　在这种情况下，抗拒当然是不可能的。走出津中里口，林鸿赍就被押上一辆卡车，开到保定道树德里金城银行宿舍，看见金城银行经理王毅灵、副理夏采臣也由5名便衣宪兵押上卡车，随后就驶到现在建设路74号日本宪兵队去了。
　　到了宪兵队先送进拘押室，约有两个标准间大，室内已有10余人，其中有交通银行经理方静如、营业员马景达、新华银行经理俞君飞、副理陈倬人。大家都坐在地板上，室中有一名宪兵坐着看守，大家相对无言，各自盘算着如何应付局面。
　　这一天从早上9点进了宪兵队，一直没得到任何食物，连水也有喝一口。到下午7点多，看守的宪兵说：“现在你们统统的睡觉。”大家便就地和衣躺下。其实各人心事重重，哪能入睡。夜半12点有一个翻译把林鸿赍叫到楼上一间房里，里面坐着一个宪兵，他叫林鸿赍坐下，先问其的年龄、籍贯、学历、经历，一一记下。接着便问：“你现在做什么事?”我回答说：“我是天津中国银行经理。中国银行是由联合准备银行管辖，行里有一位日本顾问，他是联合准备银行顾问室派来的，我行所做的业务都是准备银行指定的。”他说：“这是表面上的。你个人做了什么事?”林鸿赍说：“我就只做中国银行经理，经营联合准备银行指定的业务。”这时他脸色一变，大声说：“胡说!你自己做的事还不说?今年二月初八路军在河北省边境开过一次会，你参加过的，会里都谈些什么，你快讲出来!”他边说边拍桌子咆哮，并以要用刑来吓唬林鸿赍。林鸿赍仍然心平气和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八路军的会，一切我都不知道。”讯问进行约三小时，他看林鸿赍坚决不承认，又吼了几声，叫林鸿赍回去好好想一想，又由那翻译把我带回拘押室。这一夜，同室的几位金融界人士都曾被传讯，不过讯问的情况如何，因室内有宪兵看守，无法交谈和互通声气。
　　经过讯问后，林鸿赍心中觉得安定一些，因为他确实未参加过那个会，或者可以无事。但又想到日本宪兵手段毒辣，决不轻易放掉一个中国人。以前听到过一些宪兵队收拾中国人、杀人灭口之事都涌上心头，不禁惴惴不安，提心吊胆。
　　过了两三天，那个翻译又叫林鸿赍上楼作第二次问话。这次没有再提八路军开会之事，只问中国银行的业务和经营情况，时间较第一次稍短，也有两小时。
　　此后约有五六天，天津金融界的几个人都未被提讯。起初他们还以为这个案子可能快结束了，正在暗中庆幸，又听说有一名叫桥本的曹长，以办理经济案件凶狠阴毒出名，刚从外地办案回来。桥本认为这案子抓得太松，应重新追究，又将林鸿赍提出亲自讯问。他问话时声色甚厉，对中国银行的存款、放款、汇款情况特别注意。他问：“你和八路军有什么关系?”林鸿赍答：“没有关系。”他又问：“你行和八路军有什么往来?”林鸿赍说：“凡来存款、借款、汇款的，都是我们的顾客，必须接待，至于他们是不是八路军，我们不知道。”他说：“你们和八路一定有关系，你们有暗帐。”林鸿赍说：“银行的每一张传票都必须经过日本顾问盖章，如有暗帐是瞒不过他的。”至此，他就叫林鸿赍下去好好想一想。
　　第二次桥本又提林鸿赍讯问，仍着重在银行业务情况。他问：“银行对提款、汇款有无限制?”林鸿赍说：“根据准备银行的指示，太平洋战争前的存款每户每月提取不得超过300元。汇款只有汇往唐山，每次不得超过50元，有时也有通融，但这都是经过日本顾问同意的。”他说：“你不说实话。你所说的通融实际上就是接济八路，你还说和八路没有关系?”林鸿赍当然不承认这一点，并一再表白：作为一个经理，不可能对每一个与银行有往来的顾客作调查。他的态度愈来愈凶，大声以要用刑恫吓。林鸿赍心中虽然害怕，但仍抱着镇静态度和他应付。
　　对林鸿赍这几个人，每次都是单独讯问，彼此的情况无从知道。其中以马景达被传讯的次数较多，他每次回室总是面有泪容，好象受过拷打。因有人监视，不许交谈，既不好问他情况，也无法安慰他。
有一天夜里，一宪兵带着林鸿赍他们7个人到另一间囚牢里去。这实际上是一个大铁笼，其形状、大小都和公园里的老虎笼相仿佛，但是下边是土地，顶子很低，人在里面无法直立。铁栏的一面开一小门，仅容一中等身材的人出入。里面已有20多人，都蹲在地上呻吟。他们以为将要和这些同胞共命运了，但只呆了约1O分钟，这个宪兵又将他们带回原室，并说：“你们统统的看见了没有?你们不说实话就和他们的一样!”原来这是一次威吓，使他们精神紧张。
　　在拘押室中，不论昼夜，常常可以听到日本宪兵审问时用刑拷打之声和在押人员呼号、痛哭、呻吟之声，惨不忍闻。有一次看到一位金城银行的女行员(她不是和我们一起被捕的)，讯完回室时，头发和胸部都湿透，想必受到了灌凉水的非刑。又一次一位男学生回室时，由一个宪兵拖进来，满面红肿，进屋就倒在地下，还不给他晚饭吃。看到这些情形，令人不禁恐惧和满腔忿怒。
　　林鸿赍在宪兵队里，每天天刚亮就被唤起床，天黑就寝。所谓起床和就寝，实际上不过是各人改变一下在地板上的姿势而已。这一间屋子里开始住十几个人，最多时达30多人。除非传讯，白天只能席地而坐，晚上才准躺下。一名宪兵日夜在室中看守，互相交谈是不可能的。如要大小便，须先得到他的准许，才可到室外厕所去。这些人进来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没有带其他东西，晚上便以鞋作枕，和衣而卧。3月间天气还相当冷，有一天看守的宪兵耐不住冷，便把壁炉生起，不料宪兵队长来检查，一见大怒，当着这些人的面将那宪兵痛打一顿。
　　林鸿赍每天吃两顿饭，每次由一个中国小孩送进来，然后大家依次盛取。吃的是半干半稀的小米或高粱米饭和一点咸菜，不再给水喝。洗脸就更谈不到了。记得有一天夜里，王毅灵的家属通过一个宪兵递来被褥和一点食物，大家算是饱餐了一顿。直到最后两三个星期才准许每人家里每天送一次饭，这时这些人已由建设路移解到江苏路江苏胡同2号宪兵队另一个拘留所了。
　　这里的生活情况大致和建设路一样，但房屋较差一些，连“犯人”厕所都没有，宪兵叫他们在院子里挖一个坑作为大小便处所。王毅灵因年老体弱，没有让他参加。屋内有炕，上铺草席，但白天不许躺卧，只能盘腿而坐，有时准许坐在炕边把腿放下来舒散一会儿。每天可以到院子里活动两次，每次约10分钟。有一次陈倬人在活动后回屋就躺在炕上，正在此时宪兵队长来检查，被痛骂了一顿，总算还没有挨打。
　　有一天早晨，桥本又传我，问了几句银行业务情况后，他说：“今天要带你去银行查帐。”林鸿赍想能有一次呼吸外面空气的机会，即使是暂时也是好的，并且行里同事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告知我家，也可以稍慰老母悬念，因此听了非常兴奋。
　　在林鸿赍被捕后，银行里的事务由襄理朱葆山负责。林鸿赍到行后，对朱说：“这位是主办本案的桥本曹长，这位是翻译官，他们来本行查帐，应好好协助。”林鸿赍知道行里对唐山的汇款是常有通融超额汇出的。那时唐山是冀东八路军最活跃的地方，如在帐上查出有八路军人员化名的来往汇款，难免株连甚广，林鸿赍说：“主办本案”的用意是希望朱领会林鸿赍的意思，能告林鸿赍的家里设法找门路向桥本活动，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将他救出苦海。
　　到行里查帐，前后共约2O次。有时是桥本和翻译率领，有时只由翻译带着林鸿赍步行前去。在查帐时林鸿赍只旁观，不能过问，更不能与行里同事谈话。那个翻译与林鸿赍同去次数较多，相处渐熟，态度不象桥本那样凶恶。他叫田中，是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生。他对于当一名宪兵队翻译颇有牢骚情绪，对林鸿赍有时表示同情，林鸿赍也蓄意和他联络。在中午休息时，他们吃宪兵队送来的盒饭，林鸿赍则拿行里准备的蛋糕、点心请他们同吃，饭后还一同喝咖啡。吃喝时谈话较随便，甚至谈谈风月场中之事。
　　有一天查完帐、吃过饭后，桥本去别处办案。林鸿赍对翻译说：“行里有理发师，你要不要理发?”他回说不要。林鸿赍乘机又问：“我的胡子太长了，可不可以在这里刮脸?”’他竟允许了。林鸿赍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偷偷地嘱咐理发师，叫他告诉朱襄理转告林鸿赍家里，赶紧找门路疏通．花点钱也不要紧。
　　在查帐期间，有一天我从银行回来，发现马景达不在屋里，第二天又没见到。第三天吃饭时，林鸿赍借着拿咸菜的机会，故意靠近方静如，悄悄问他：“马呢?”他低声回答：“死了!”同在患难之中，听到这个消息，一方面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另一方面对敌人的残暴折磨同胞更为痛恨。
　　三个星期后，另一翻译叫林鸿赍到桥本屋里去。这次他的态度与前完全不同，他说：“帐已查完了，有关部分的帐也抄来了。需要你盖章。你的图章在哪里?”林鸿赍说：“在银行经理室的铁柜里，钥匙在朱襄理处。”第二天桥本亲自叫林鸿赍上去说：“图章拿来了，盖吧!”这时屋里没有第三人，他问：“有一个姓张的你认识吗?”他见林鸿赍略一迟疑，又说：“他名叫张家驹，从前是盐业银行行员。”林鸿赍一听这话，再看到他和颜悦色的态度，马上领会到这一定是理发师传话后，外面的人已经找到门路，发生作用了。林鸿赍赶紧说：“我和张不认识，但我的朋友和他很熟。”他说那就对了。”我盖了十几页帐单后，他又说：“你回去吧，剩下的我叫翻译替你盖好了。”究竟抄的是什么帐，一共有多少张，林鸿赍完全不清楚。事后林鸿赍只知道他们查出一笔石友三的存款一万多元，被没收了。
　　又过了一星期，王毅灵因年老血压高获得释放。过了两天，桥本又亲自来找林鸿赍说：“宪兵队长要和你谈话。”闻听之下，又恐另生枝节，惊惶失措，只好硬着头皮随他走进办公室。
　　宪兵队长见了我，一脸假笑，问道：“你在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身体好吗?”林鸿赍说：“很好。”他说：“你的案子我们已调查清楚，你可以先回家听候处理。”说至此，突然板起面孔接着说：“队里的情况和问答的话都不许对外人说，否则对你对人都不利。还有，你以后不准离开天津。”林鸿赍连声称“是”，但问：“我有时需要去北平联银总行联络公务，是不是可以去?”他说：“去北平，可以吧。现在你可以回家了。”于是仍由桥本带林鸿赍回室收拾衣物，并以目向方、俞、夏、陈诸难友告别。一星期后也都被释放了。这时已是5月底的事了。
　　桥本一直把林鸿赍送到大门口，与其握手并频频点头相送。林鸿赍暗想“钱能通神”这句老话在这人称“阎王殿”的宪兵队也同样适用了。
　　到家后，问起家人，知道行里理发师果然将我的话由朱葆山转告我家里。家人请林鸿赍的幼年同学严运来托一位与桥本认识的张家驹转送桥本西装料两套和一付镶翡翠金袖扣，还答应等案子结束后再重谢。林鸿赍出来后又送给桥本五两黄金。
　　自此以后，桥本常来行里找林鸿赍，他当然不敢得罪，请他吃过几次饭，都由张作陪。1944年底，桥本带了他的一个朋友来找林鸿赍说：丰台军部仓库要处理一批物资，他的朋友想买这批货，但资金不够，要林鸿赍设法向银行代通融伪币5万元。起初林鸿赍答应尽力想办法，后来一想，这笔款子如果借给他们，很少有收回的希望。此例一开，以后更难应付；又想桥本既说明此款是他的朋友所要，没有办到也不能算直接驳了他的面子。于是林鸿赍就到北平伪联合准备银行报告此事，并请示办法。果然他们不同意，并且该行顾问室的日本人大约也认为这件事丢了“大日本帝国”的面子，叫林鸿赍不要理他。可能他们和宪兵队有过交涉，以后桥本便未再来找林鸿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