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恶霸袁文会与南市

　　袁文会生于1901年，天津南市芦庄子人。早年父母双亡，依其叔袁八生活。袁八是芦庄子中局脚行把头，当时日租界北部及南市一带的商号居民，凡有货物出入，都必须由袁八脚行为之装卸，独霸这一带的运输生意。袁八在芦庄子还开设有赌局，位于日租界及南市交界处。如果中国官厅抓赌时，赌徒与“局头”一转身就可以溜到日本租界；日租界当局抓赌时，同样一转身，又可以溜到南市去。赌局有此“地利”，故生意十分兴旺。
　　袁文会从小就在这个脚行里鬼混。白天袁文会在脚行下听差，晚上到袁八开设的赌局照应，整天与刁徒游民打交道，在霸道行业中熏染长大，从小就开始了他的“杂霸地”生涯。
　　1926年，褚玉璞任直隶督办，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挥师北伐，军阀割据局面濒于瓦解，褚玉璞垂死挣扎，以“讨赤”为名，在军警督察处下专门成立了一个高级密探处，搜集国共两党情报，捕杀革命党人及进步分子。密控处豢养了一批地痞流氓充当密探，袁文会就是其中之一。青帮头子、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和青帮头子军警督察处北站分处处长白云生都是当时天津不可一世的人物，袁文会为了得到安青帮的庇护，便拜白云生为师，排为第二十三辈。当时在日租界有个“五道”侦探长，名叫刘寿岩，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袁文会又拜其为干爹。从此，袁文会如虎添翼、横行无阻了。
　　青、洪两帮始于明末清初时期。青洪帮是不公开的团体，是旧中国秘密社会的一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们像一个“秘密王国”，势力渗透到各个领域，几乎无处没有它的影响。所谓的“青帮一条线，洪帮一大片”，形象地概括了青、洪两帮的分布特点。
　　青洪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有不同的社会影响，既使是在同一时期，也因其不同派别而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青帮是清朝初期出现的一个漕运业行会性组织，洪帮(又称“洪门”)是明末清初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廷的灭亡使得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失去了原有政治斗争的目的，组织日渐涣散，危害社会的消极因素越发明显；青帮也迅速地堕落为各种黑暗反动势力所利用的工具。青帮、洪门的逐渐蜕化变质，终使其演变成黑社会势力。帮会以无业游民为主体，这部分人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他们脱离生产，没有正当职业，相当一部分人以土匪、流氓、走私等活动为谋生手段，这种放荡生活使他们具有对统治阶级的反抗精神，但同时又具有严重的、盲目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表现为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扰乱秩序、贩卖人口、制造伪钞、包运鸦片、设台放赌、绑票暗杀、倾轧群殴、逼良为娼等等。
　　青帮、洪门在组织上均不相节制，而是各自为政，他们在反清斗争中不能形成统一的强大力量，极易被统治者各个击破。民国以后，这种涣散的组织对社会的破坏作用更为突出，帮会成员普遍地被地主豪绅、军阀政客和帝国主义所利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们的鹰犬。
　　抗日战争胜利后，青洪帮就整体来讲已经进入了末期，尽管他们仍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毕竟势力衰退，走向下坡路。帮会势力萎缩的原因一是抗战胜利后一批汉奸帮会人物被惩罚。天津的恶霸、汉奸、青帮头子袁文会，经肃奸委员会起诉，判了七年徒刑。另一汉奸、青帮头子王世海，也被关押。国民党政府的“肃奸”行动虽不彻底，但毕竟使不少帮会分子退出了历史舞台，削弱了帮会势力。二是抗战胜利后，各城市的外国租界归还给中国，市政由国民党政府统一管理，帮会势力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治安死角，也失去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庇护；国民党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利用帮会达到一些政治目的，但此时的帮会已失去了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媒介和租界内别动队的作用，其实用价值已大大下降。国民党统治的各城市，已经可以直接依靠军队、警察、党部、特务，不必再使用难以驾驭并且声名狼藉的帮会。此时帮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在某些城市的某些领域，帮会势力仍然很大，天津的帮会即属此列。袁文会等帮会头子被国民党政府抓捕，但又有新的帮会头子活跃起来，他们纷纷进入政界，成为国民党的政客，为其反共反人民充当打手。
　　1925年前后，青帮传到天津。天津是漕运时代的主要转输点，又是清代后期开埠以来的特大码头，因而青帮分子大批涌进天津。天津青帮的特点是“混混儿”、“脚行”、“青帮”三位一体。
　　1900年以前，天津出现了一批地痞、流氓、土棍，名为“混混儿”，又称“混星子”“锅伙”。据《津门杂记》记载，“天津土棍之多，甲于各省”。“混混儿”们属于“愍不畏死”之徒，他们结党肇衅，持械逞凶，称霸一方，扰害乡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混混儿”们也趁火打劫，所有金店、银钱业、大商号及大富户，均遭抢掠。1900年以后，日租界及南市一带逐渐繁盛起来，妓院、落子馆、放窑账、成了“混混儿”们的盘踞之所。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加紧经济掠夺，洋行增多，海陆运发达，进出口货物的搬运、装卸业务越加繁忙，从而脚行大发展，脚行业亦成为“混混儿”争先经营的生意。一些有声势的“混混儿”们转营妓院、脚行，还有部分“混混儿”闲散在社会上，多在日租界、南市、车站、码头一带坑蒙拐骗、敲诈勒索。各租界巡捕多与“混混儿”相勾结，在各路口要冲，指使“混混儿”为他们向过往运货的车辆勒索过境钱。此外，拐卖妇女、开设暗娼、聚赌抽头等罪恶勾当，也多系“混混儿”所从事。
　　20世纪30年代末，北京文人戴少甫下海说相声，相声名家焦德海弟子于俊波与他搭档一炮走红。天津南市燕乐茶园邀他来津献艺，在同行好友马三立先生协助下得以成行。他以文哏贯口活见长，如《八扇屏》、《富贵图》等节目深受观众欢迎。
　　戴少甫更为拿手的段子是《打白狼》，内容是说他在一次堂会上受到权贵的赏识，委任他为地方军的司令。在去征剿敌军司令绰号为“白狼”的战斗中，他凌晨还在营盘被窝中裸身鼾睡，突然“白狼”率兵偷袭。他急忙起床戴上大壳帽，穿上军装上衣扎上武装带，跨上战马蹬上马靴跑出营房。勤务兵牵过马来，他刚要翻身坐骑，全体官兵一看哈哈大笑起来，自己低头一看也乐了。捧哏者问道：“这是什么缘故?”他一抖包袱说：“我忘穿裤子啦!”
　　当时统治南市的恶霸头子袁文会，日寇委任他是汉奸队的司令，是屡战屡败的草包司令只会欺凌百姓。戴少甫在南市走红没有向他进贡，说《打白狼》段子颇有影射袁文会是大草包司令之嫌。所以袁文会大为恼火发下话来，邀戴少甫给他在堂会上说《打白狼》。如果去说必遭毒手无疑，拒邀不去演出也会大祸临头。多亏在同行人的维护下逃出津门。此后在沦陷期间再也无人敢说相声《打白狼》了，因为怕“狼”咬哇！这个故事足以说明袁文会等恶霸对艺人的欺凌至极。贩烟土、设赌局、开妓院，袁文会大发其财。解放前日租界有两个著名贩卖烟土的去处，一个是德义楼，一个是新旅社。这两处的烟土来源多由军阀从产地走私运来。德义楼和新旅社都在日租界，运进烟土要冒风险，袁文会依仗刘寿岩作后盾，畅通无阻地将烟土运进日租界，从中渔利。后来，私贩烟土的规模越来越大，通过轮船上的水手，偷运到上海、香港、澳门等地。
　　“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新兴一种赌博，名日“花会”。“花会”共有三十六门，分上十八和下十八，只要押中一门，“花会”就照本赔钱三十六倍。“花会”在当时盛极一时，各行各业及家庭妇女都热衷于押“花会”。由于袁文会出头包庇“花会”，并对警察当局的上上下下用钱买通，“花会”这个大赌场任意妄为，无人过问。袁文会设赌局聚敛财富，使无数人倾家荡产。
　　在日租界内妓院林立，其中有一半都在袁文会势力的庇护下。恶霸窑主从妓女身上搜刮来的金钱，又源源不断地滚进袁文会的腰包。烟馆、赌局、妓院这些罪恶场所，均成为袁文会招财进宝的地方。
　　袁文会认贼作父，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进华北。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亲自策划下，于1931年11月，由汉奸李际春、张璧等在天津发动了一次“便衣队”暴乱。袁文会又收罗了一千多名吸食毒品的“白面客”参予了这次骚乱活动，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为日寇侵占华北制造借口。1935年，袁文会秉承日本特务小日向的旨意，纠合汉奸、青帮头子张逊之等人，建立以青帮为核心的“普安协会”，网罗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冒充所谓“民意代表”，经常散布“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舆论，扰乱视听，为日本侵略华北张目。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由于国内青壮年都被征人伍，劳动力缺乏，于是便从中国动掠大批“华工”。当时在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有个大东公司，是专门招募华工的机构。为了镇压被胁迫而来的劳工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文会的势力与大东公司狼狈为奸，贩卖华工。袁文会在芦庄子成立了一个名叫“会德号”的机构，专门从事贩卖华工活动。被骗卖的华工在日寇的残酷折磨下，多数惨死在异国他乡。日军侵入华北以后，日本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向日军当局建议将土匪招降后交袁文会统辖，改编为“袁部队”，袁文会任大队长，日本人济川为顾问，直接受日军指挥。袁文会和“袁部队”经常在文安、霸县一带进攻解放区，残害抗日军民。袁文会手下妓院很多，多次将一批批妓女强迫送往日本军营。使妓女受到百般蹂躏，折磨致死甚多。袁文会又与天津周围各县的土匪勾结，并极力掩护他们，使这些土匪肆无忌惮地抢劫盗窃、残害百姓、扰乱秩序。这些土匪抢劫盗窃得来的赃物，多由袁文会开设的“押当店”转手处理，彼此分肥。此外，袁文会还拐卖人口、霸占女伶、私设公堂、放高利贷等等，实是恶贯满盈，罪不言诛。解放后，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袁文会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50年12月25日被处决。从此，袁文会这个生在南市，长在南市，欺压南市一方的汉奸、恶霸从人们的记忆中淡淡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