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渔庄惨案始末
1942年旧历九月十四，驻下仓、侯家营、尤古庄、邦均据点的日伪军到青甸洼扫荡，制造了打渔庄惨案。在这一惨案中，被毒打、戳水缸、灌凉水、火烧的群众达600余人，被残害致死8人。下面是几位健在受害人的回忆。
王景全，男，78岁，三岔口村农民。以下是他的叙述：
1942年，鬼子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不断向我抗日基本区扫荡。当时，青甸洼一带种的都是红高梁，白高梁，伏天以后，成了遮天盖地的青纱帐。蓟县的地方抗日队伍县大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鬼子轻易不敢来。
秋收时节，群众为了掩护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地里的高梁有的没有收，有的只割下穗子，秫秸杆子仍长在地里。秋后，群众担心鬼子来扫荡，每到晚上，有的跑到满是泥水的洼里去躲避，住在秫秸棚里；有的往河南三岔口跑，因为那边没有住鬼子，只有一些“棍儿团”。
九月的一天，鬼子和伪军100多人到青甸洼地区扫荡，遭到县大队的伏击。两个鬼子被打死， 多人被打伤。
九月十四那天，下仓、侯家营、尤古庄和邦均的鬼子、伪军分成几路， 又来扫荡青甸洼。 傍晚时分，青甸洼西部的崔辛庄、秦庄子、丁辛庄、打渔庄、王大郎庄等七八个村子的百姓，纷纷往泃河对面的南三岔口跑。我和父亲王凤洲，叔叔王凤玉，还有同村的高起，王凤藻、王保全、王保安等一起跟着大拨儿群众跑。在三岔口桥对岸把守的“棍儿团’的头儿是新换的，跟这一带的老百姓还不熟悉，紧紧关住了桥头的铁栏杆，任群众苦苦哀求也不给开。鬼子分几路包抄了北三岔口，把几个村跑反的老百姓都围圈在大街上。然后，统统轰进唐儿庙，强迫大伙跪在地上。
第二天上午，鬼子用刺刀把群众驱赶到打渔庄村南泃河河埝的一个埝套里。河埝上架起了机关枪，周围站满了鬼子和伪军。紧挨埝套的是邰士清家，他家东面有一个二亩多的大院儿。鬼子把从其他村圈来的百姓和我们一起，都赶进这个院里，共计有600多人。鬼子强迫每一个村的百姓呆在一块儿 ，面冲南跪成一圈儿。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鬼子、伪军用棍子打，用砖头砸，很多乡亲被打得头破血流，遍身是伤。
中午，鬼子又用火镜照老百姓的脑袋取乐。60多岁的戴永芳刚剃过头，一个鬼子用火镜聚光照他的头顶。他被灼热的光束照得头皮冒烟儿，实在受不了啦，便摇晃着脑袋喊道：“别照啦！”这个鬼子一脚把他的胳膊踢破，又把他捆起来，接着照，直到把他的头顶照烂、照焦。戴永芳整整被捆了一天。他 80岁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得到消息，跌跌撞撞地赶来跪地求—情，才把他放开。
邰家门口外，摆放着18口大缸，都埋在地下半截，里面盛了多半缸水。驻邦均的鬼子队长山本坐在门口，他瘦小个子，两只贼眼放着凶光。
鬼子从每个村点名叫出两三个人，带到邰家东面的吴珍家去拷问。剩下的人被一拨儿一拨儿地拽到外面去“扎缸”。 30多名敌人，就象地狱里的无常鬼一样，手中提着绳套子 ，一一向跪着的群众脖子上抛去，再狠命拽起来，嘴里吆喝着“走!”便拽出门去，一直拖到水缸跟前，倒背手捆好。鬼子 、伪军有的用脚踹，有的用手按，让群众趴在缸沿儿上。山本一吹哨，一齐把群众倒栽葱戳进水缸里，直到腿不动弹了，才拽出来，扔在地上，很多人被灌得不省人事。鬼子用棍棒敲打，打醒了，由伪军分别追问：“你们村八路军的办事员是谁?” “你们家藏着八路军的东西没有?”一些人忍受不了酷刑 ，就编瞎话，把家里的东西说成是八路军藏的，由伪军在背上写了物品的名称，押着回村去取。不说的再拽着去“扎缸”，有的多达三次，被折腾得死去活来。见实在问不出口供，就拽回院里，强迫继续跪着。
我父亲王风洲，年过半百，身体不好，跪得时间长了，又饿又累，脸色刷白。一个鬼子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拽出门去，时间不长，鬼子把他拖回院来，扔在地上。他头部淌血，两眼发直，身上的泥水往地下滴。鬼子用棍棒打，逼他跪起来。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头上腾腾地冒火。可手无寸铁，做儿子的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我是最后一批被拽出“扎缸”的。这时候，18口大缸里的水都被群众的鲜血染红了。我看了心里又恨又怕。一个伪军还有一点儿良心，小声告诉我哪口缸里没有“支子”(烧缸时缸底内突出的支点)。我走到一个没有支子的缸前，鬼子把我戳入缸内，水乍冷乍冷的，憋得胸口要炸开，我浑身抽搐，双腿踢蹬着 。过了一会儿 ，我昏过去了。等我苏醒过来时 ，鬼子按着我在缸沿儿上往里控水 ，我“哇”、“哇”地把一口一口的血水吐进缸里，腥臭得直恶心，头晕目眩，有气无力。半天的时间里，先后有几百名群众受到野蛮的残酷折磨。
天黑了，寒冷的夜里刮起了卷着尘沙的北风 ，有时听到几声乌鸦“嘎嘎”的啼叫 ，院子里阴森森的。人们日以继夜地跪在地上，湿漉漉的衣裳裹着红肿伤残的身子，又疼，又冷，又饿。秦庄子的张庄云饿得实在受不了，从地上摸到个烂倭瓜偷偷地啃起来。戴顺饿得啃地上的芥菜，被鬼子发现，一脚踹趴在地。有的人困饿得倒在地上，看守的鬼子立即跑过去，用木棍“叭叭”地乱打，直到重新跪起来。有的鬼子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用木棍敲打群众的脑袋。
张庆，男，75岁，王大郎村农民。以下是他的叙述：
那次惨案，我也是受害者之一。我和父亲张景恢都被抓去了。
驻尤古庄据点的鬼子队长老申，手拿着一个本子，一一念着准备单独拷问的名字。这些人一般都是八路军在村里的办事员。我们村有张印和我。每个村都叫出二至三人。
我们被带到吴珍家大院，经受了更残酷的折磨。鬼子把这些人分成两拨儿，一拨儿四个人一组，举300多斤重的碌碡。另一拨儿让头顶高梁茬子捆，一腿抬起 ，“金鸡独立”。举不动或时间长了变换姿式就打。折磨一阵子，分别把大伙捆在事先准备好的长条凳上 ，下颏兜起毛巾，象漏斗似的 ，把嘴撬开，往肚里灌凉水。灌死过去控醒后再审问：“你给八路军干什么差事?” “你家里给八路军藏着什么东西?”不说就再灌，再不说就叫举碌碡，举不起来就打。
鬼子审问三岔口村办事员王保全，他装起疯来，两眼直瞪着，所答非所问。几个鬼子抡起木棍在他身上一阵乱打，打得—他浑身是伤，爬都爬不起来了。在折磨村小队长方德如时，山本拿着一尺多长的铁榔头站在一旁。一个伪军问 ：“你在村里干什么?”方德如说 ：“我是小队长。”山本听了嗥叫着，扬起榔头朝他头上狠狠打去，方德如当时就头破血流，昏倒在地。
崔辛庄的李文光，三岔口的谢承恩，面对鬼子的拷问 ，不肯屈服，什么也不说 ，被鬼子用刺刀挑死，拽到葡萄架下，用席片盖上了。
轮到我时，鬼子把我仰放在长板凳上，肚子上横一根木杠，一头儿一个人紧紧按住。两个鬼子往我嘴里灌凉水，我被灌昏过去。鬼子又把我拽到地上，用脚往肚子上猛踹 。我有了知觉，肚子疼得钻心，一口一口的黄水吐了出来。一个伪军问：“你给八路军干啥?”我说：“我是除奸委员 ，站岗 、放哨、查路条，除汉奸!”那个伪军被惹恼了，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么大个小东西，还想除奸?我就是汉奸，你除去吧!”他抄起棍棒往我身上猛打 ，腰腿都打肿了。打完问我 ：“你家给八路军藏着什么东西?”我说：“没藏什么东西。”又灌我凉水，我还说没有，又第三次灌我凉水，我见过不了关，就信口编了一句瞎话：“我家里藏着一支钢笔。”那个伪军这才饶过了我，拿毛笔在我背上写道：藏钢笔一支。
鬼子押着我和张印、谢长庚、王保全回村去取东西。
我一进家，母亲看我浑身是血，惊吓得浑身打颤，心疼地用双手抚摸着我身上的伤痕，扑簌簌的热泪流了下来。鬼子威胁母亲说：“不拿钱，你儿子死了死了的有!”母亲苦苦哀求说，家里特别穷 ，实在没有钱。鬼子见敲榨不出油水，让我取了钢笔，押着出来了。母亲一直追到大街上，走了很远，我回头看时，她还呆呆地望着我，用袖子抹着脸上的泪水。
祸不单行。我刚走不久，鬼子就押着我父亲走进家门。原来，父亲不堪忍受酷刑的折磨，就说家里藏着八路军的20双鞋，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儿。父亲说不出藏鞋的地方，鬼子翻箱倒柜也没找见，气得端起刺刀朝父亲的屁股扎去，肉都给扎透了，鲜血顺裤筒往下流。父亲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母亲趴在父亲身上哭得死去活来。后来，父亲一直在炕上躺了五个多月，才把伤养好。
鬼子押着我们在庄外集合，以便一起回到邰家大院。这时候，区抗日联合会主任杜福州从青甸过来，带着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估计是抗日家属和遗孤。他们刚一钻出高粱地，就被鬼子发现了。两个鬼子上前盘问，杜主任见事不妙，撒腿就跑。鬼子连打几枪，没有打着。时间不长，听到枪声赶来了一队骑马的鬼子，朝杜主任跑的方向追去。结果，杜主任让鬼子给逮住了，捆了起来。鬼子追问：“干什么的?”杜主任镇定地说：“拾柴禾的。” “你的八路的干活?”“不是。”鬼子又问张印，张印也说他不是，鬼子仍不肯放过他，在他周围堆起干柴，点火烧起来。杜主任昂首挺胸，怒骂敌人，被活活烧死。鬼子把我们带回了打渔庄邰家大院。一个伪军遵照鬼子的旨意训话：“放你们回去，统统割掉高梁穗子，砍倒高梁杆子，让八路军无处藏身。”大伙被放回家。我身上的伤养了一个多月才好。方德如回家后，伤势越来越重，不久就死了。
刘明，男，78岁，打渔庄村农民。以下是他的叙述：
发生惨案那年，我正在崔辛庄给一家地主扛活，也被圈去了。我被带到吴珍家，几个手拿碾棍的伪军把我押到西厢房。鬼子队长老申坐在炕上，他手握着二个和尚敲磬用的枣术槌，槌头是拳头大的结节，满是棱角。老申问我：“你们村有八路军办事员吗?”我说：“没有。”老申尖叫一声，抡起枣木槌，一槌把我打昏过去。等我醒后，老申又问，我还说没有，他用枣木槌在我头上乱打，我又昏了过去。当我再次醒过来，只见老申眼都气红了。我下决心，就是被打死，也不说出办事员的姓名。老申又问：“说，办事员是谁，不说死了死了的有!”我说：“死了也不知道!”老申跳起来，又用枣木槌在我头上乱打，我又被打昏过去。
等我再一次醒过来时，已经被扔到正房的房后了。我一摸脑袋，全被打烂了，浑身是血。这时，正在院里被强迫举碌碡的二哥刘发，得到消息，赶过来看我，我们兄弟俩抱在一起，痛哭一场。在我奄奄一息的时候，毫无人性的鬼子又把我拖到邰家的十八口大缸跟前，戳进缸里，灌死过去。
李荫阔，男，74岁，崔辛庄村农民。以下是他的叙述：
1942年旧历五月初五，我和同村的李成郡一起被鬼子用火烧，险些丧了性命。没想到四个多月后的打渔庄惨案中，我又一次被火烧。
九月十四这天，我往南跑反，被敌人圈到打渔庄。我被按到缸里灌凉水，灌糊涂了。鬼子问我：“你家可藏着八路军的弹药?”我说：“没藏弹药，藏着八路军的粮食。”鬼子让我领着，来到我家漂纸房的地下室。其实那是我自家的粮食，怕鬼子抢去而藏在那里的。鬼子找来了大车，把我家的2000多斤高梁，玉米都给拉走了。
拉走粮食还不算完，鬼子说我“良心大大的坏了”，为了“杀一儆百”，把我带到村中老街的路口，仰面捆在一条板凳上。村里的男女老幼都被轰到这里观看，在我周围围成一个大圈儿。这些狠毒的鬼子，抬来一个200多斤重的磨扇，“吭”地压在我的肚子上，压得我出不来气儿，两肋钻心地疼痛。过了10多分钟，让人把磨扇抬了下去。鬼子撕开我的上衣，在我的肚子上放上一堆麻秸，点火烧了起来。火苗腾腾地往上窜，肚子被烧得“吱喇”、“吱喇”响。我疼得拼命挣扎，却动弹不得。人群中发出悲切的哭声，很多人都低下了头，不忍看下去。我被烧死过去。等我缓醒过来，鬼子把我解下凳子，强迫我跟他们去打渔庄。我强忍剧痛，挣扎着站起来，一看，我的肚皮被烧得聋拉下来，肚子上的肉都焦糊了。我被驱赶着往打渔庄一步一步地挪。
这天，我的堂兄李荫堂也被捆在板凳上用火烧肚子。烧完，又让他扛300多斤的碌碡，然后再烧，最后被折磨死了。那次被烧死的还有秦庄子的王宝忠。我村的韩瑞，被鬼子逮住捆绑起来，鬼子审问他，他什么也不说。鬼子把他用绳子捆住脚，头朝下系到井里，用井水灌他。捉上来，鬼子威胁说：“不交待给八路军藏的东西，死了死了的有。”他一口咬定：“死了死了的也没有。”鬼子又两次把他沉入井里，险些被灌死。
这次惨案，鬼子连妇女也没放过，被“扎缸”折磨的有许多妇女。我家三嫂子就被灌了三次凉水。鬼子在邵庄子、蒙庄子还杀死了两个无辜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