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兴顺煤栈遭难记　　　　　　
　　1937年师源璋22岁，先父师祝三准备从他一手创办的成兴顺煤栈引退，让师源璋入号协助经营，以便逐渐熟悉业务，接替他担任成兴顺灰煤栈的总经理。
　　师祝三于1900年经友人出资纹银20两，在天津马家口开设一家小杂货铺，开始一二年兼营煤炭白灰，颇有获利，继而在周口店买山开窑，采煤烧石灰，遂关闭杂货铺，改为成兴顺灰煤栈，专营白灰煤炭。经过30年的苦心经营，到“七七”事变前，成兴顺灰煤栈已发展为北平、天津两地煤业的首户。它的总号设在天津河东兴隆街的一幢新建的三层楼房，在平津两地共有36个分号，包销几处煤矿的煤，承包美孚的煤油，还有炼焦厂、油坊，货栈、粮栈等附属企业。在北平的崇文、宣武、广安、西直、安定、朝阳和东便门等7个城门都设有分号；除在天津意租界河沿有总存煤栈，还在铁路两旁设有几处煤栈，在天津市区和各租界地都设有门市部。成兴顺总号和分号共有职工上千人，最多达1300余人，存煤量最高达20万吨，仅存煤一项，价值300多万元，资金充裕，货源足，在同业中颇有声誉。
　　自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煤业经营发生很大变化。煤炭的货源与供应均为日本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经济班掌握控制，特务机关长为雨宫，经济班长为峰间信太郎。当时日军大肆掠夺煤炭，开滦煤矿日产10000吨烟煤，必须尽先供给日本军方，由满洲铁路运输株式会社优先安排运输，甩下的才卖给中国商民。大同、井陉各矿的煤也整船整船地运往日本。煤商原来经营的门头沟煤，受战事和铁路运输的影响，来货受阻。由于货源短缺，煤价猛涨，成兴顺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原有存煤出多入少，卖出了货补不进来，以致资金闲置，存煤日渐减少，业务日益减缩，再加上日本侵略者的强取豪夺，更使成兴顺受到致命之伤。师源璋作为成兴顺的负责人，于1940年曾两进日本宪兵队，1941年又进过日本警察署，在敌人刺刀下生活，终日提心吊胆，郁闷不堪。
　　师源璋第一次进日本宪兵队是在1940年初，一天，他被传到海光寺宪兵队，一个日本军官(不知其名)、质问他有关成兴顺售煤价格问题。他告以成兴顺的煤价和经营情况。这次从上午10时到宪兵队，直至当天下午3时才让我出来，但总算未受更多的刁难。
　　第二次进日本宪兵队有个过程：
　　1940年3月的一天，峰间信太郎找师源璋到驻屯军特务机关。他奉召而去，在座的还有伪天津市社会局长蓝振德，蓝精通日语，由蓝担任翻译。先是峰间拿腔作势地说：“久仰师先生，有件事情交给你办，日本皇军挂念老百姓的生活，我们经日本商人与坨里、柳江煤矿办好20万吨煤，每吨十二三元(伪联币)，由成兴顺与两矿签订合同，负责包销。”师源璋听后心往下一沉，他们是想利用成兴顺的雄厚资金和经营能力为其效劳。虽然这批煤的来价比市场价格低一半，若由他一家包销，至少可盈利200多万元，但做为正当经营的中华民族煤商，决不能为赚钱而去讨好勾结日本人，发国难财。师源璋慑于权势，又不得不与之周旋，遂以成兴顺老经理年高体弱，他系协助经营，年轻没经验，难负重任为托辞，并且建议把这件事交同业公会办理。对此，峰间很不满意，质问：“我不明白，师先生究竟想的是什么?”蓝振德从旁帮腔指责：“皇军照顾你，社会局期待你，你为什么往同业公会推?”师源璋只好缓冲一下，要求“容我时间考虑。”峰间总算答应三天后听答复。在这三天里，师源璋大伤脑筋，左思右想，打算联合批发煤商共同承办，如果敌伪宰割起来也能形成一股力量。就是仿照已成立的火柴联营社分产共销的办法，由成兴顺联合100多家煤业批发户组成联营社，入股集资，每股500元，可凑集十几万元，再以联营社名义与矿方签订合同。三天后，师源璋向峰间提出这个办法，峰间仍然质问师源璋：“师先生，我舅舅在日本国内作买卖，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是求之不得的，你为什么推出去，让大家赚钱呢?”蓝振德也一再问：“你有什么顾虑?”师源璋仍按前次所说的作答。最后，峰间同意成立煤业联营社，并且初步确定由成兴顺领衔，会同煤业同业公会的常委华大煤栈、新记煤栈代表联营社与矿方签合同。转天，商量细则时，峰间又提出与矿方签约的增加日商同和洋和(经理川人胜一，是日本浪人)，师源璋只得应允。这样，四家煤商与两个矿的日本负责人签订了合同。合同一签订，蓝振德就向师源璋索取每吨煤5角钱的好处费，也就是包销20万吨煤，给他10万元。
　　全市100多家煤商纷纷加入煤业联营社，很快凑齐资金，矿方来煤按交纳股金的先后分配给各煤商销售。但因战事和铁路运输的影响，柳江矿井被抗日部队捣毁，坨里也只能断断续续来煤，所以只干了3个多月，共来煤10000多吨，就告结束。
　　在两矿来煤期间，同和洋行每次分到煤，川人胜一都向成兴顺借款进货。开始师源璋勉为其难借给他，几次之后，就拒绝向他提供借款。这个日本浪人怀恨在心，遂向峰间告发师源璋，峰间即通过日本宪兵队调查他给蓝振德好处费的事。同和洋行另一日本人小林龙勇向师源璋透露这一消息，劝他躲避。师源璋则考虑，自己走了会连累老父亲，就住到成兴顺总号等待日本宪兵队的传讯。过了几天，伪警察局特高科把他抓去。他二哥师耀璋辗转托人找到特高科科长王德春疏通，花了3000多元(当时每两黄金32元，可购 100两黄金)购买照相机、首饰等物送去，得到王德春“横打鼻梁万无一失，宪兵队来要人也不给”的口头保证。谁知，在伪警察局关押10多天后，仍然被日本宪兵队强行传去。日本宪兵队准尉山川气势汹汹地问案，他说：“已有很多证据，证明你有抗日嫌疑，要老实招供。”师源璋年轻气盛，立刻顶了回去，反问：“山川先生，你要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拿出来吗?”山川转变话题又问：“为什么你不买兴中公司的煤?”兴中公司是兴亚院办的，打着中日提携的幌子，曾几次找师源璋推销阳泉煤，他有意躲开了，其实煤的数量并不多。他便回答山川：“成兴顺以经营烟煤和门头沟煤为主，我与兴中公司并不认识。”山川接着问：“你给蓝振德多少钱?”师源璋怕讲出实情，被抓住把柄，仍答称：“没给过。”山川不再问话，就施了刑，先是用棍子打，后又灌凉水。在场的翻译李兆兴对师源璋讲：“你为什么替蓝振德壮‘光棍调’，那是白吃亏。”在用刑威逼之下，师源璋承认给了蓝好处费，遂即被押到海光寺宪兵队监狱。牢房犹如一个木笼子，六七平米一间，四壁溅满血迹，7名“犯人”挤在里面蚊叮虱子咬，深夜不时从前楼传来“犯人”被刑讯拷打的凄厉嚎叫。师源璋被押7天，中间又被提讯一次，仍是山川问话。他不象前一次审讯那样板着铁青脸，而是换成笑容可掬的模样，劝说师源璋“要为中日提携、中日亲善多尽力”等等，无非是施展他们那套软硬兼施的手法。第8天师源璋被释放。
师源璋被放回家才知道，在押期间，伪警察局竟然发来罚款通知书，内容大意是：成兴顺超越市场公订价格，牟取暴利，罚款 72000余元。这笔罚款按时价可购黄金2000多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罚了款，又扣上莫须有罪名。对这件事，《庸报》作了报道，称：“巨商成兴顺煤栈师奎章违反公订价格，被警察局逮捕，罚款若干。”一时轰动平津。这篇报导把师源璋的名字错写成“师奎章”，其用意不得而知。这次成兴顺明里被诈7万多元，另外，师源璋在押期间家人多方托人营救，更是所费不赀，都被日伪警、宪、特人员俵分。
　　由于在监狱被虱咬，他的双手感染溃烂，出获后到意国医院住院10多天才治愈。之后，他去北平躲了一个多月。回到天津的第一件事是向峰间辞去煤业联营社社长的职务，峰间讲：“柳江矿井被毁，坨里煤运不来，你不必辞职，联营社可告结束。”据此，他用了半个月时间办理退股解散联营社事宜。
事情了结不久，进入1941年，他又被日本警察署传讯。这次问讯的内容很泛泛，诸如：成兴顺为什么不买兴中公司的煤；同小林龙勇是什么关系；与各个煤商的关系等等，当天就让他出来。这次传讯有何企图，他始终不知其所以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了中英煤矿。一天，日方军管理的管理人白鸟英夫带领原华人经理周奉章找师源璋，愿将中英煤矿产煤的一半交成兴顺包销。他当即以成兴顺已多年不经营中英煤矿的煤，现与几个小煤窑有联系，尚敷经营为理由，婉言拒绝，并建议他同北平煤商联系。白鸟英夫甚为不满，临行时险恶地说：“我大大的佩服你。”得罪了这个日本人，师源璋横下一条心，准备再进宪兵队，最多一死了之。后来，白鸟找到北平煤商魏姓等人销售，师源璋幸未再次遭难。
此后，成兴顺的经营更加困难，按市价进货，批发给零售煤铺，卖出补不进，不但无利，反要赔钱，存煤由鼎盛时期的20万吨，减少到10000多吨。这笔损失，远远超过日伪警宪的敲诈罚款行贿之数。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在市面银根奇紧，物价大跌的前夕，成兴顺将几千吨门头沟煤存货全部售出，才还清了各银行、银号的贷款。至此各分号所剩存货已寥寥无几。
　　在沦陷期间的天津，象成兴顺煤栈遭受的磨难，何止一宗。日本侵略者凶顽残暴，天津人民苦难深重，我们永远不会也不应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