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押往日本当劳工的经历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弥补由于侵略战争造成的劳动力不足，达到以战养战的自的，通过欺骗、胁迫、捕捉抗日青年、“提取犯人”等途径，从华北各地掠取大量劳动力，强行押往“伪满”或日本做苦工。张文泉即受害者之一，1944年被押东渡，抗战胜利始得返回祖国，其间受尽折磨摧残。今将亲身经历记述如下。
　　1943年1月，张文泉因在蓟县城内组织散发抗日宣传品(散发抗日宣传品活动的时间是1941年11月5日晚，当时张文泉是中共蓟县城内特别支部副书记)，被日本华北军法会判刑4年，和因同事被捕的刘柏龄等被关押在“北京外寄人犯临时收容所” (原陆军监狱)。
　　1944年旧历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7点钟，刚要睡觉，看守打开牢门，喊着：“提工!”然后点名，点到谁谁就打好行李，到监狱中间的空场上集合。一说“提工”，大家就知道不是去“伪满”就是去日本做苦工。到空场后，将行李堆放在一起，不许带走，说以后通知家属领走。看守给除去脚镣。这次从监狱中共提走七八十人，大都是被判了3至4年徒刑，年轻身体较壮的。人齐后，由看守和日本兵押着坐卡车去前门火车站。到站后，他们被关进了列车拖挂的一节“闷罐”内。当时大家的心情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能够脱离这不自由与世隔绝的囚禁生活，幻想做工后在生活上或许好一些；忧的是从此一别，不知何年才能返回与亲人团聚，或许从此就......谁也不敢把自己的前途想得更好一些。
　　第二天将近中午下了火车，他们被关押在邻近塘沽的一个劳工收容所。这个收容所据说原是一个冷冻公司的仓库，西面是海河，其余三面是用铁丝网做成的电网；门口有一用木头搭成的简易岗楼，上有探照灯和架着机枪的日本兵看守；内有三排木板房。四望冰封雪覆，衰草连天，没有村庄。三排房中，最南排是看管人员的住房及仓库，第二排住满了劳工，他们被关进原来未住满的第三排房中。看管人员告诉他们要在这里等船去日本。
　　当时他们这些被提来的“犯人”的衣服，都是亲属送来的，棉衣较新且厚实，一些条件好点的，还有毛衣，衬衣。看管人员见有油水可捞，便将这些人的棉衣，棉鞋、毛衣、衬衣、袜子稍好一点的全部扒去，然后发一身长长短短的旧棉衣和一双只能趿拉着的旧布鞋。棉衣很破烂，里面有不少虱子，据说都是从死去的劳工身上扒下来的。张文泉的棉衣、毛衣、衬衣、袜子全被扒去，一双绒面鞋，他提前用钉子将面儿划破，才没有被脱去。
　　他们住的房子长约50米，四周皆为木板。南北睡两排人，没有被褥，没有枕头，想找一块砖头也找不到。晚间能用于御寒的就是每两个人发一条盖头盖不住脚的破毯子。冬十月已是朔风凛冽，寒气逼人，再加木板房四面透风，夜间如同冰窖。为了能暖和一点，两个人只好颠倒而睡，你抱住我腿，我抱住你腿，以相互微弱的体温增加些温暖。每排房住600多人，躺下后只能侧着身子，根本不能翻身。
两排房共有劳工1200多人。这么多人，只有一个厨房，十几个人做饭。每天半夜就得起来，窝头蒸出到打饭时早已冻成冰疙瘩，很长时间也啃不了一个，边吃边打哆嗦。窝头是用谷子、黄豆拌一点面粉和成团后蒸成，没有蔬菜，一顿只发一条萝卜咸菜。
　　最难忍受的是不给水喝，每天拉来的淡水只够供做饭。吃硬窝头加萝卜咸菜本来就容易渴，没有办法，大家就到房外吃房檐下的冰和地上的雪。虽然有人偷偷到海河边去打水，但那里都是咸海水，喝不下。当时那些脚冻烂爬不出去的，就挪到房子尽头的厕所里，吃厕所里尿结成的冰。后来连厕所里的尿冰也吃光了，只好趴在地上，等身体好一点的人撒尿喝。张文泉穿着那双被划破的绒面儿棉鞋，脚未被冻坏，还能偷偷到房外远一点的地方找点冰雪吃，到厕所时，就见几个人趴在地上，哀求往他们嘴里撒尿，那情景真是悲惨。
　　他们那排房里，除了从北京提来的“犯人”外，大都是日寇从唐山、滦县、乐亭一带捕捉来的30岁以下的青年。饥、寒、渴、思乡，使不少人身染重病，再加上无医无药，每天都有几人死去。房间尽头的厕所里天天堆着尸体，隔三两天大车来一趟，将尸体用破席一卷，拉出弃之荒野。
惨无人道的虐待和摧残，终于使劳工不堪忍受，尽管当时看管人员昼夜提着大棍子在室内巡视，还是在南排房里发生了暴动。
　　那是他们去后20余日的一个夜间，大概11点多钟，他们在房子里就听到南排房里一声呐喊，接着就听到了木板房的塌裂声、众人的呼喊声、机枪的吼叫声、狼狗的狂吠声，一个多小时才渐渐平息。由于两排房的人只许在各自的房间和房前一小片空地活动，绝对不得接触，他们未得到组织和联系。
第二天，他们房里的一些年轻身体较壮的被叫去清扫现场。据他们回来说，南排房前尸体互相枕藉，还有不少被打死或电死在电网上，情景惨不忍睹。这次暴动，虽有不少人牺牲，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冲了出去，逃脱了虎口。
　　据同屋先来的人说，这里夏天已发生了一次有组织的暴动，这是第二次。清扫现场这天，暴动的组织者被敌人查了出来，因为他个子特别高大，大伙都叫他“大老美”。敌人在南排房已当着未能跑脱劳工的面，将他打得浑身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日本兵又让这排房的劳工相对坐成两排，让看管人员用担架抬着他，两人手持大棍子，在中间边走边打边喊，威吓大家不要象他一样搞暴动。劳工们压抑着满腔怒火，低下头不忍看。“大老美”被抬着从这头打到那头，活活打死了。
　　暴动以后，看管人员对劳工的生活有所改善，给病号做了面汤。
　　他们去后二十四五天，听说船要来，劳工开始编队。每200人为一总队，下分3个中队，设总队长1人，文书1人，中队长3人，翻译1人，医生1人，伙食班长1人。这些人都由劳工充任，张文泉担任了总队文书。
　　编完队，他原来的难友刘柏龄得了重感冒，头烫得厉害，说胡话，收容所内没有药，晚上，张文泉就紧紧攥住他的手，把脸贴在他的前额上，希望能给他降点温。在他病后第二天的后半夜，说胡话的声音逐渐微弱下来，手脚也渐渐凉了，天明时死在张文泉怀里。
　　刘柏龄死后第三天的傍晚，他们总队和另一总队共400人，被押着从收容所西边海河上了船，回头望着这住了近一个月的人间地狱，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
　　船至新港途中停了几次，他们被关在暗舱里，外面什么也看不见。第二天早上，允许到外边活动了，再看时，新港早已远远消逝在身后。望着远去的祖国，心里涌起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失望、孤独、感伤和留恋交织的复杂感情，那么强烈，至今回想起当时的感受，仍是那样的鲜明、深刻。
　　船先至大连，然后奔朝鲜釜山，穿对马海峡，抵日本下关。当时太平洋战争早已爆发，美国对日本运输线进行封锁，听说以前就有一艘载劳工的船被炸沉，所以船总是沿海岸绕行。途中除在大连、釜山停泊外，只要防空警报一响，船就熄火在海上停下来，有时一停就是一两天，所以原来几天的航程，走了将近一个月。来塘沽接劳工的日本人叫藤野。船快到大连时，和他们一起从北京提来的王坦之，此时病更重了。船上日本人不仅不予救治，也不管大家如何要求，将他身上绑上一大煤块，扔进了大海。此时张文泉就在现场，亲眼看见他还在呼吸，眼睛还能闭合。
　　到下关是夜间，早晨上岸后，劳工被带到海关进行体检，并让劳工将所有的衣服脱下来，包成包，写上自己的名字，送去进行所谓的“消毒”。晚上换乘火车到了沼津，然后他们这个队换乘汽车，沿着伊豆半岛的西山腰，到了他们的驻地。那个队不知被火车从沼津拉去了什么地方。
　　驻地在半山腰上，从山下的矿山公路到驻地要爬几百米的高坡。劳工在收容所备受摧残，又加上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到驻地已是十人九病了，不用说爬高坡，就是平路也是蹒跚难行了。在山下从汽车上下来时，很多人(包括张文泉在内)都是背着行李(从塘沽临行时发的被褥)，手脚并用，艰难地爬进半山腰的住房的。
　　驻地属静岗县伊豆半岛贺茂郡松崎町范围。西南隔山是大海，四周是木板钉成的墙，周围没有村落。里面上坎有三排木板房，每排20多米，每个中队住一排；坎下有两排木房，一排是病号房，一排是总队长、文书及各中队长的“办公”房、库房和医务室；门口外有一间警卫室，有两个武装警察看守，在院内最高处建一两层小木屋，一个警长住在上面，以监视整个驻地，这三个警察定期轮换，以防和劳工熟悉了。
　　到驻地后不久，总队长、中队长、班长、文书、翻译、医生，每人发一长方形塑料胸章，让大家在胸章上用墨以中文写上本人姓名、职务。由于墨写在上面容易蹭掉，后来张文泉就用刀子阴刻，然后再涂上墨。这些人的衣服和劳工没有区别，都是矿上发的粗蓝布的棉衣。
　　他们在这里干的是开采铝矿石。矿山受静岗县矿务局管辖，粮食、工具、炸药都由山下的矿务所供给。劳动量很大，劳工们每天摸黑起，日落归，中午饭也得在工地上吃，每天上山都由几个从中国战场上复员的日本老兵监押着。
　　劳工们不仅不能休星期日，就连中国的传统节日也不准休息。每天傍晚收工，劳工就被关进驻地的板墙圈儿里，然后由门口外的两个武装警察将寨门锁上，到第二天早晨上工前才把门打开。劳工名义上是工人，实际和犯人一样，没有一点自由。
　　伙食由劳工自己管理，每5天从矿务所领一次粮食。劳动量很大，粮食定量却少得可怜，劳工们根本吃不饱。他们几次要求矿方增加粮食，矿方均置之不理。大家商量后，决定把这次发的5天粮食4天吃完，然后罢工。在劳工的强烈要求下，矿方只得补发了亏空一天的粮食，并答应以后增加粮食定量。谁知大家复工后，又依然如旧。大家又开始了第二次罢工，终于迫使矿方接受了劳工的合理要求，增加了部分粮食。
　　劳工们由于劳动强度大，吃不饱，再加上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很多人生了病。驻地医疗条件很差，只有一些治红伤和头疼感冒的简单药品，而矿方又不把劳工当人看，从不把重病的劳工送到县医院进行救治，所以劳工几乎每天都有死去的。死后，矿方给钉一个极薄的木匣子，碰到死的人多那天，就让人将两个尸体放进一个木匣。山顶上有一块平地，是专用来埋葬劳工的。张文泉带人去掩埋，总要在墓前钉上一块写着死者名字韵木牌子，并在本上做记录，当时想着什么时候回国，对家属也好有个交待。到日本后至1945年6月25日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总队200人，就有近110人被折磨致死。
　　张文泉由于担任文书，和矿务局接触较多，经常打交道的是劳务科。科长柴原，曾在北京服兵役多年，是个中国通，华语说得相当流利，常和他谈起北京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柴原见张文泉年轻，又有文化，熟了以后，曾三次拉他加入日籍，其间还联合运输科长江木(曾在汉口服兵役，任汽车连长)，共同劝说，还许诺加入日籍后，先送他去上学，并给他介绍一位退役的日本少将(矿务局负责人)的女儿，但都被张文泉婉言拒绝了。因为张文泉心在祖国，那里有他相依为命的亲人，那里有养育过他的故乡；思念，刻骨铭心。他觉得亲情、故乡情、祖国母亲之情，越是沦落异国，越是在苦难中，越觉珍贵，难以割舍。
　　1945年4、5月份，美国加紧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驻地、工地都修了防空设施，供日方人员使用。轰炸的机群不仅夜间来，白天也来，有时一天几次。警报声一响，日方管理人员就惊慌地钻进了防空洞，而劳工们越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越往山顶跑，欢呼着，仰望着，大家知道，胜利不会离得太远了。飞机没有来炸矿山，只是从上空飞过，奔向了东京、横滨这些大城市。
　　1945年旧历五月五日，在劳工们的强烈要求下，在驻地前的空场上举行了悼念死去工友的活动，大家找来席子搭好席棚。棚内用白纸写上死去工友的名字，桌上放着简单的祭品。劳工们集体肃立灵前，鞠躬致哀。静默中，大家想起那些死去的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工友，想着死者和生者在国内日夜盼望亲人回归的羸老弱子，不禁潸然泪下。
　　6月23日，爆发了劳工怒砸矿务所事件。这天，劳工们上山放石头时，一个姓李的滦县工人脚背被砸成粉碎性骨折。因为驻地没有手术条件，劳工们要求矿方将伤者送到县医院治疗。谁知劳工的合理要求，矿方竟予以拒绝，坚持让驻地的医生医治。大家将伤者抬到山脚下的矿务所，和矿务所的头目交涉，仍坚持不允送县医院，双方形成僵持局面。工友们和邻工地前来声援的朝鲜劳工都很气愤，工友们纷纷议论说：“真把我们中国人不当人看。” “太欺侮我们中国人了，打吧!”总队长问张文泉：“怎么办?”张文泉看时机已成熟，便说：“早晚也是这么回事。”总队长宋宝贞带头振臂一呼，大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仇旧恨一齐进发，冲进矿务所。矿务所的日本人见事不妙，纷纷从后门逃走，跑得慢的被工友们抓住痛打。大家还将矿务所的门窗，玻璃砸碎。为了平息事态，矿方假意答应了劳工的要求，用汽车将伤者拉去了县医院。
　　第二天，静岗县的一个宪兵上士来到驻地，假惺惺地对大家说，以后有事找宪兵队，他会公正处理的。大家以为没事了，谁知第三天早四五点钟，大家还未起床，就听见山脚下响起了急促的哨声。张文泉急忙穿衣出门一看，只见驻地外面已被架起机枪的日本兵包围，30多个带着短枪、战刀的日本警察、宪兵冲了进来。劳工被强迫集中在一起，集中后，张文泉和总队长宋宝贞(天津人)，中队长张殿甲，售曾寿山(均天津人)，班长刘志绪(天津人)，王洛池(河北易县人，被俘判刑前是八路军机枪班班长)、伙食班长庞梦新，翻译王忠卿(东北人)等8人，被带上手铐，推上卡车押走。
　　张文泉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总队长宋宝贞。宋是和他们一起从北京提来的政治“犯人”，虽是一个大老粗，但具有民族观念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劳工的两次罢工，—次暴动，他都起了关键的组织和带头作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使他妻离子散，他在日本当劳工期间，妻子为生活所迫，改嫁了他人。
　　被捕后，张文泉和庞梦新、曾寿山被带到下田警察署，另外5人被押到了松崎警察署。到下田警察署已近中午，押送的警察把我们关进一间小屋，一连几天不闻不问。每天到时给一点东西吃，以饿不死为限。
　　7月30日清晨，美国海军陆战队从下田强行登陆，飞机的轰鸣声、四周的爆炸声，枪炮声连成一片。警察署的人都钻进了防空洞，他们3人被关在牢房内没人管，死活听天由命。10点多钟，枪炮声渐渐停止，登陆没有成功。
　　8月1日下午四五点钟，飞机轰炸声、枪炮声骤然又起，一直到晚间10点多钟，登陆亦未成功。8月3日，警察将他们 3人提出，出门一看，心中不免后怕，警察署四周已是断壁残垣，一片废墟，一些被飞机、大炮炸断的树木还在冒着余烟。他们3人被押上卡车送到松崎警察署，和另外5人关在一室。比时才知道他们每人已被毒打一顿。他们3人亦未幸免，当天庞梦新，第二天曾寿山，第三天是张文泉。刑室是一方形小屋，两面有门，四角各有一彪形大汉。他被推进去后，先由一人拳打脚踢，打累了，提起一脚踢给对面另一人，4个人轮流打累了，就用细樱花木棍抽打，最后用竹枝抽。他被打得口角眼角淌血，上衣也被抽打得和血肉粘连在一起。打过之后，再没人理睬，每天只送点剩菜烂饭。
　　离他们被监禁的房子不远处就是看管人员的住房，看管人员常放电子管收音机收听新闻。由于翻译王忠卿通日语，所以德国法西斯投降、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他们都知道了。大家被胜利的消息鼓舞着，而那些看管人员自知失败的日子不远了，一个个垂头丧气。
　　8月15日，收音机播送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当时他们这些沦落异国、被压迫、虐待的中国劳工的兴奋心情，真是难以描述。从此后，他们的待遇有了明显改善。8月20日傍晚，看守用船把他们8人送到清水市。
　　从6月27日被捕起至8月20日，他们被囚禁在狱中将近两个月。下田，松崎都是海滨，牢房内特别潮湿，蚊子跳蚤特跳多，晚上，他们都把袖、裤口用细绳系上，可跳蚤还是钻进去，咬得人彻夜难眠。晚上睡不好，白天又不敢睡，一打瞌睡，看守便把练习刺杀的木棍从木栅的空隙伸进来，打他们的脑袋，直到打起大包为止。虽然仅仅两个月，他们这8个小伙子已被折磨得弱不禁风了，而且每人长了一身疥疮。由监狱出来到海边上船时，他们每人用一只手互相搀扶，以免跌倒；一只手遮住太阳，以免刺伤久不见阳光的眼睛。
　　清水市也是一片瓦砾。他们住进了矿务局给租的一个天主教堂内，矿务局给送来了粮油，补发了来日本后从未发过的微薄的工资(几百日元，准确数字记不清了)，再没人看管，他们第一次恢复了自由。
在清水市等待回国期间，他们游览了东京、大坂、热海风景区及附近一些小城镇。当时城市虽然不少商业、居民区被炸成废墟，但社会秩序还较稳定。民众情绪低落，酗酒的特别多，他们去饭店时，常见三五成群的日本人喝得酩酊大醉。有的日本复员士兵还恶狠狠地对他们说：“今天我们战败了，二十年以后我们还要去。”对这类军国主义分子的挑衅，他们进行了反击。当然，对中国人民持敌视态度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友好的，特别是他们住处周围的日本居民，在生活上给了他们不少方便。
1945年12月下旬的一天，他们日夜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矿务所的人陪同一美国军官来通知他们，即日送他们回国。
　　他们乘火车到了日本军港佐世保。进港时已是掌灯时分，港湾内一些日本军舰铁锈斑驳，瘫痪在那里，进出的都是挂星条旗的美国军舰。港内一片狼藉，三五成群的美国兵在烧桌凳取暖。他们被安排住进了原日本的海军兵营。在那里他们意外地遇到了先期到达的工友，其中包括那个脚受伤的姓李的滦县人。这时他们才知道，他们被逮捕的第二天，姓李的滦县人就又被拉回了驻地，结果伤口溃烂，最后被截了肢，成了残废。这时他们总队只剩下了80多人得以生还，110多位工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折磨下惨死他乡。
　　第二天早晨，他们从兵营步行去登船。兵营到码头有2里多路，前后望去都是劳工，不下二三千人。他们乘坐美国巡洋舰返回祖国。途中，他扶着甲板的栏杆，隔着汹涌的大海，远眺祖国，心潮难平。他深深体会到：海外华人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只有祖国站起来，海外华人才会得到应该得到的一切。
　　船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这天下午就要到天津新港了。早早地，大家都涌出船舱。张文泉遥望着远处已隐约可见的海港，眼睛渐渐模糊了。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