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参加“勤劳奉仕”的回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继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再度掀起了太平洋战争，妄图与法西斯德意志和意大利瓜分世界，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时间，先后攻占了香港、越南、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缅甸和荷属东印度(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但由于战线太长，兵力分散，物资缺乏，从1943年起就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日军败局已定，恐慌万分，就加紧了对我国沦陷区人民的控制与统治，先后搞过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爱国知识分子加强“肃正思想”，疯狂地进行镇压。对青年学生也不放过。搞了“勤劳奉仕” (即以高压手段强逼中学生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以荒废中国学生的学业，便于他们的奴役和统治。
　　1943年到1944年前后，地处唐山道和营口道之间的浙江中学(原址现改建为邮电学校。浙江中学即现在市重点中学二十中学的前身)的学生于溥、张裕厚、靳嘉瑛、王建章等人被逼参加过日本侵略军搞的“勤劳奉仕”，学生们称为：“罚苦累”。
　　那一年夏天天气很热，学生们被指定到东郊去挖水渠。地点在东郊区的一个日本军垦农场，离市区30多里，是准备开荒种稻田用的。偌大的一片土地，荒无人烟，只有一两个日本兵持枪看守，大家上午10点半才走到那里就已经疲惫不堪，但还得被迫干粗笨的，难胜任的体力活。中午吃饭时，没有水喝。农场旁有一间盖着波浪形铅铁板屋顶的罩棚，棚子里砌着一个砖灶，上边安置两口特大的铁锅，烧了开水，专供参加“勤劳奉仕”的学生喝。这并不是日本人爱护中国学生，而是因为时值夏季，他们怕我们喝了不卫生的生水，会传染上霍乱，殃及他们的生命安全。日本人管霍乱叫做“虎烈拉”，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锅里的水就是从道边的水沟里淘出来的，沟边都是马粪，因为日本军马也到这水沟饮水，所以这水都有异味，很不洁净。灶里的火一停，开水止沸后，黄棕色的污泥就沉淀在锅底，有一寸多厚，上面还漂浮着很多的蛤蟆秧子(即蝌蚪)，刚生两只后腿，尾巴尚未脱掉，同学们见了恶心得要呕吐出来，宁可忍着干渴，也不敢喝一口。学生们每天头上顶着炎炎烈日，背上被晒得脱了皮，不到下午6点钟干不完活，谁也别想回家。晚6点下工后再走 30多里路回家，虽然夏天天长，学生们拖着疲惫的步子走到家已是万家灯火了。
　　学生们被逼参加的“勤劳奉仕”，还有几次是到码头上当装卸工，学生们除私立浙江中学的外，还有志达中学、达文中学的同学。大家被派到大光明影院后边的大连码头(地点在今台儿庄南路海河影院旁)干活。那里是一片仓库区。由于天津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重要“兵站基地”，他们从海路运出运进物资，都要经过塘沽港和天津市。较小些的海轮能够进内河的，都要到“大连码头”装卸，于是学生们的活就相当繁重。从轮船往岸上卸货，要走大跳板，架在船舷和岸边的跳板没有扶手，学生们扛着沉重的木箱子，在上面走，一步一颤，令人目眩神摇，胆战心惊。大家当时被迫“勤劳奉仕”，心中实不情愿，普遍怀着仇日心理，所以在装卸时故意摔碰，以泄气愤。一次搬木箱时，有同学故意使劲摔在地上，里边流出了无色透明的液体，用手指蘸一点，用舌尖一尝，才知木箱里的玻璃瓶子内盛的是输液用的葡萄糖或生理盐水。于是同学们趁监工的日本军曹不在身旁，就故意地使劲往地上摔木箱。里边的玻璃瓶子一破，药液就流了一地，但从木箱外边还无法看出是哪个箱子里的瓶子漏了。气得日军跺脚大骂，却查不出是谁干的。还有一次，大家搬的木箱虽大，但分量较轻，闹不清里边装的是什么。同学们好奇心盛，找一个钉得不太结实的箱子，故意用劲把它摔散，结果里边的饼干，洒了一地。同学们都很高兴，，纷纷拾起来往嘴里塞。这一天，虽然只摔散了几只箱子，但已够吃。谁知在散工时，日本军官把学生集合起来搜身，他们从几个小同学身上搜出几块饼干来，就狠狠地打了这几个同学一顿。到了下一次的“勤劳奉仕”，内容就变了，虽然仍是在码头上搞卸船，但木箱子很小，而且钉着铁腰子，十分结实。大家一看箱子不大，都很高兴，及至往肩膀上一扛，就都咧了嘴，原来里边装的是马蹄铁。这一来，把大家的肩膀压得红肿疼痛，皮肤几乎被磨破。散工时虽不再搜身，但每个人都累得半死。
　　学校的同学赶上一次卸运牙粉(那时还没有牙膏)。日本军用的牙粉都是用纸袋装的，包装简陋，因为是消费品，只用稻草袋装而不用木箱。日本人为了让中国学生多出苦力，就拼命让装满小车，把货位码得很高。这个车是小型地排子车，有两个小轮，车尾还装有铁铲，以便于启货装卸。狠心的日本人装得过满，同学们拉车时就故意往地上掉，以减轻重量。有时偷偷地撕开草包，让牙粉一袋一袋地漏出来。后边拉车的同学，就故意让车轱辘沿着有牙粉袋的地方走，一碾一轧；牙粉袋就破了，弄得从船舷到仓库门口沿途都是白色的牙粉粉末，潮湿的海河河风一吹，空气中散发着凉气，弄得人的眼睛都难以睁开。管装卸的日本陆军大佐用手指指划划，用脚踢了不少同学，但是学生们给日本人搞了些破坏，看到他们气得暴跳如雷，心里总是感到一些宽慰和平衡。
　　让学生们记忆最深的是拉“地排子”车搬运棉纱。那是在冬季，清晨5点，天还没亮，同学们就到校集合，按身量高矮和体质强弱，分为八个人一组。高个子负责轮换着驾辕拉车，三个小同学体弱，帮忙在上岗下坡时推车。车是硬杂木打制的，车把上套着皮带，驾辕的人把皮带搭在人脖子上，代替牲口拉车。车轱辘也是木制的，车轮外圈还包着铁皮，车轴发涩，车走起来吱吱直响，拉起来特别费力。
　　学生们从营口道校部出发，先到河北区三马路附近去取车。这一段路要整队步行前往，到了三马路一带，八个人一组领了车辆，再往河东“钟纺”(“钟纺”是日本军管企业，地点在河东郑庄子，即现在的棉纺五厂)去拉运棉纱。
　　学生们去郑庄子“钟纺”的往返路线是从河北区三马路，经过金刚桥，沿海河河沿走到狮子林桥，再沿沿河马路到法国桥(现在的解放桥)，过了桥和铁道岔子就到了大王庄，再顺着六纬路一直到现在第二工人文化宫正面对的一条路，走到“钟纺”。 50年前的河东，一片荒凉，今二宫附近那时荒草遍野，寂无人烟，这个“钟纺”仓库门前竖着一块大木牌，高约四米，宽约80公分，上边用日本字写着“夜间出入者枪杀”七个大字。木牌没有上漆，旁边立着持枪站岗的日本兵，周围都是电网，鹿砦之类的防护警戒用具，令人毛骨悚然。日本军官称领队的教师为“苦力头”。 ’
　　学生们清晨5点由学校出发，领了车到郑庄子时，已是快10点了。从郑庄子拉运的棉纱，每车六件，其中四件平放在车排子上，两件码在上头，压得车子吱吱地响。八个初中学生拉运这六大件沉甸甸的棉纱，累得够呛，走不多远就得歇一歇，三个小同学在冰天雪地里又冻又累，已经走不动了，直哭。个子大的同学们，只好把他们放到车上，和货物一道拉着走。这样，本已够重的车辆，再加二个人的重量，就得咬着牙拉运。在六纬路大直沽田庄附近，学生们看到“钟纺”门口豢养着的几条高大凶悍的关东狗，悠闲地卧在厂门口，感到日本人统治下的中国人真是不如狗!刚走到大王庄铁道支线处，正赶上盟军空袭。学生们都知道这是来炸日本人的，无不兴高采烈，拍手称庆。防空警笛一拉响，路上立即禁止行走，就把车拉到道边，拿出午饭来吃。一边抬起头来望着天空，一边在大风中啃窝头，风沙吹到鼻子里和嘴里，我们嚼着午饭和沙子，但心里是高兴的，日军越是挨炸和打败仗，同学们就越是感到满足。
空袭结束后，解除警报，已是正午l点半了，大家拉起车来，过了解放桥，沿着海河向金刚桥走去，到了狮子林桥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了。这时从北向南来了一辆双套大马车，赶车的把式吆喝着，叫人们让路，原来车上拉的都是死人。这些死人是从全市各个角落里或公共厕所里弄出来的，他们都是抽白面儿(即海洛因)死的。这些吸毒者生前为过毒瘾将财产当卖一空，最后仅余身上穿的一身衣服，而这身衣服在他们咽气时，又被其他吸毒者扒掉卖钱，换成白面儿吸掉了，因此这些死人都是赤身裸体。他们被码成“马莲垛”(即两横两竖一层层往上码)，一辆车最多装上 40多个死人。这些抽白面儿的，被日本侵略者榨光了钱财，最后落得如此下场，这是日军在中国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晚6点多，学生们拼死拼活地把棉纱拉到三马路，卸到日本仓库，然后再把车子放回原处，这才拖着疲备不堪的步伐走回家去，到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勤劳奉仕”平均每半个月一次，日本人也假惺惺地付给一些“报酬”，这“报酬”不是现金而是实物。在那半夜排队买杂合面的日子里，能给点粗粮、杂粮就很不错了。但是一个季度才发一次。每次本应发点“文化米”、“玉米面”之类，但又被调换成了只能用做牲口的饲料，人不能吃的黑豆，而且还克扣分量。所以当时又出现了一些串街走巷的小贩、吆喝着“用黑豆换洋火 (即火柴)”。学生们被逼参加繁重“勤劳奉仕”，得到的仅有几盒硫磺火柴!
　　经过“勤劳奉仕”，学生们就更知道了什么叫奴役和压迫，就更懂得国破家亡当二等公民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