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迅速发展，独霸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从一九三一“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北四省，炮制了伪满洲国，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随后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和一九三五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先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将河北省内的军队全部撤出，为日寇侵略华北地区大开方便之门。在“何梅协”以前，日寇已以武装侵占了河北省的密云、蓟县、唐山、丰润等二十二县，制造了“冀东防共自治”傀儡政府，使北平、天津受到严重威肋。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动突然袭击，爆发了芦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爆发后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从此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天津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各方面，都是日寇侵略全中国的重要基地。当时日寇自称天津是日本出入中国的“咽喉”，要想实现侵略吞并中国的罪恶目的，它就必须控制住这个咽喉要地。
　　七月十二日， 日寇首先强占了天津车站，很多部队由山海关开抵天津，另外有日军三万五千名乘船从塘沽登陆，日寇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也于当天窜到天津。七月十四日，又有陆军三干名、炮兵四千六百名车运至津，飞机四架降落东局子机场。随后又从东北、朝鲜、塘沽、大沽等地运来大批日军和军需品，然后由津分赴丰台、廊坊等地。七月二十六日，香月清司向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二十七日,宋哲元迫于形势在北平发表声明，拒绝日方要求，通电决尽力自卫。天津“日租界”呈战争状态，交通断绝，塘沽日军纷纷开往天津，天津日军首先向各车站发动进攻，占据了东、西、北三个火车站。这时天津市区根据“何梅协定”并没有国民党驻军，只有保安队三千人，系由张自忠的三十八师一部改编而成，由旅长(也是警察局长)李文田指挥。七月二十八日清晨，天津保安队据报塘沽日军已与中国军队发生激战，遂向海光寺、东局子、车站等日寇屯驻处所展开反击。天津工人和广大市民冒着枪林弹雨，修筑工事，运送弹药，保安队夺回了天津东站、北站。进攻东局子飞机场的士兵，焚毁日机十余架。海光寺日本兵营和驻有日军的中日中学，均被保安队炮击围攻。正在这紧要关头，北平发来电报，谓和平有望，保安队暂时停止进攻，日寇抓住这个时机，立刻开始反攻。二十九日日机四十架到津，停于东局子机场，连前共计百架，为日航空第一团，日航空司令部在津“日租界”花园公堂正式成立。日陆海空三军在津指挥官，召开紧急会议，策划大举进攻。是日北平沦陷。
　　二十九日深夜二时，天津日军分四路出动，保安队进行抵抗，并对“日租界”进行包围袭击，三时后展开血战。
　　七月三十日拂晓，日寇海陆军联合袭击大沽，中国守军三十八师二二六团抵抗后，不敌撤退。早七时半， 日机轰炸市区，同时以海光寺为据点对市区进行炮击。开始时是狂轰滥炸，后来轰炸和炮击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警察局、法院、车站、造纸厂以及日寇认为是抗日活动据点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数十处。在轰炸的同时，日寇还在车站附近纵火焚烧居民住房，枪杀居民。下午特二区、特三区、东马路、北马路一带均被日寇占领。中国保安队血战一日，给进攻的日军以沉重打击。事后日寇听到中国“大刀队”(即保安队)的名字，还心有余悸。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保安队孤军奋战，众寡不敌，又无后援，到三十日晚上，不得不撤至静海、马厂、唐官屯一带。保安队撤退后，四千名警察被日寇解除武装，天津遂告沦陷。
　　与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相反，中国人民对于侵略者的暴力蹂躏是绝不甘心屈服的。就在七月三十日这一天，一列日寇军用火车，满载掠自中国人民的军用食品和衣物，停在河东大王庄义信里房后的铁路岔上。这时当地群众已被日寇的侵略暴行激起了无比义愤，遂不约而同地集合起来，纷纷拥向这列军车。押车的日本鬼子，穷凶极恶，连开几枪，想把人们赶跑。不料这一开枪，更激起了群众的忿怒，人们拾起铁道边的石头，从四面八方像雨点似的朝押车的鬼子砸去，鬼子被石头打得晕头转向。这时有个青年，提着西瓜刀，带头向鬼子猛扑过去，群众随后蜂拥而上，跳上火车，棍棒飞舞，喊杀震天。日本鬼子见来势不妙，赶紧弃车逃命，有的鬼子摔瘸了腿，有的连枪都扔掉了。群众赶走了鬼子，立刻打开车门把车上的大米、饼干、罐头及所有衣物，一抢而空；搬不动的东西就推到车下砸坏。等鬼子喊来援兵，只剩下一列空车像死蛇一样躺在那里。这就是传闻一时的“抢粮台”的斗争。“抢粮台”事件，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
　　天津沦陷后，日寇对天津人民进行了残酷的烧杀。七月三十一日，日寇百余名分乘汽车数辆，满载煤油，驶入南开大学纵火，未被炸毁的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等统统付之一炬。这次战争，天津市民在轰炸炮击下罹难者达二千人，被指为抗日分子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逃难居民无辜被杀者更难统计。
但是，敌人的屠刀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日寇占领天津后，我天津的地下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将工作重点置于农村，派遣了大批党员和青年学生到华北各地组织抗日武装，参加八路军，建设抗日根据地，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期斗争，我人民抗日武装经常用地雷战、麻雀战、奇袭、骚扰等手段，在天津市区周围巧妙而有力地打击敌人。他们还出入天津市区，烧毁敌人仓库，破坏敌人轮船，使日寇胆战心惊。市区人民也以各种方式反抗日寇的统治，工人们用消耗原料、破坏机器、怠工等手段打击日寇。例如塘沽港的疏浚工人，制造挖泥船事故，使港口淤塞，以阻碍日寇的船只人港，生产炮弹的昌和工厂，工人们齐心协力破坏生产，废炮弹常占生产总数的一半以上。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随着时间的推移，入侵天津的日寇也同其它地区一样，陷入了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历史的经验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先后对天津五次入侵，中华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反抗，完全是正义的行动。但连续五次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从总的方面看，中国失败了，原因何在?值得总结、研究，以便从中找出经验教训，这也是现实斗争的需要。
　　通过整理、编写帝国主义五次入侵天津的史料，概括起来，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的经验教训：
　　l、清政府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清朝自嘉庆以后，政府财政支绌，军备废弛，官吏贪污成风，国势显著下降，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着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就使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抵抗派与妥协投降派的尖锐斗争，随着战争的失利，抵抗派失势，投降派抬头，终于在“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反动对外政策指使下，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党政权也是如此，政府中的大小官员，更是贪污横行，腐化堕落，蒋介石对内一心只想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对日寇的进攻，则采取退让妥协、投降卖国政策，在由蚕食到鲸吞的强敌面前，又如何能不失败?
　　政治上的腐朽反动，反映在军事上必然是军备废弛，兵无斗志。清王朝和国民党的官兵，真正能抵御外侮作战的仅是极少数，一般都是不战而逃，或一触即溃。例如一八五八年大沽之役，由于驻守大沽炮台的守将、都司，一闻炮声，首先逃命，致使炮台失陷，全线崩溃。再如一八六O年英、法侵略军改由北塘登陆，人数虽少，但由于塘沽没有设防，竟长驱无阻，直犯北京。张家湾之役，因僧格林沁的马队首先溃逃，步兵随后全面奔溃。敌人已兵临北京城下，城内却毫无守备，结果是任敌人长驱直入，可见清军腐败及丧失战斗力之一斑。蒋介石对：日寇的侵凌，起初是命令“不抵抗”。一些有爱国思想的官兵们有少数自发对日寇的进攻予以抵抗，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造成多数闻风溃逃，或者是一击则垮。由此可见当权者的腐败无能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2、武器装备落后，加之当权者不能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二。
　　帝国主义多次武装入侵中国，一方面是他们看到当时的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另方面是欺负中国武器落后。帝国主义国家已发展到飞机、军舰、洋枪、洋炮，而我国士兵用的还是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虽少数正规部队拥有比较先进的武器，但也是相差悬殊。所以帝国主义者才敢于放肆地发动侵略战争。
　　3、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保卫祖国，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尽快地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这是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目前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威胁依然存在，我们一定要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加强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国防工业生产，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思想上和物质上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搞好部队和民兵建设，保卫好首都的东大门，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