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魔掌伸向天津的教堂寺院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攻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扶植傀儡政权，残暴地压迫与奴役沦陷区人民，杀害抗日爱国志士，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同时为了强化其殖民统治而钳制思想，摧残文化，推行奴化教育，甚至把侵略魔掌伸向宗教界。日寇侵华罪行擢发难数。
　　一、利用佛教鼓噪侵略
　　日本是个多宗教的国家，其中居于首位是神道，崇拜象征太阳的天照大神，被视为皇权的赐予者和保护者，即所谓“君权神授”、“神皇一体”，是维护皇室统治的基础宗教。佛教的地位也非常显赫，有“皇国佛教”之说，历史上佛教上层一向参与国事，公元七世纪推古女帝时期曾颁立“僧纲”制，僧人可以出任大僧正、大僧都、大臣禅师等重要官职。近代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系日本大正天皇的连襟，地位特殊，一贯参与政治，鼓吹“日本要以武力征服中国，统治中国”，曾出任日本近卫内阁参议。
　　日本佛教派系甚多，主要有净土真宗、真言宗、净土宗、曹洞宗、天台宗、日莲宗等；1898年日本在天津设立租界之后，上述各宗陆续在天津建立寺庙。日本军国主义者惯于利用佛教进行侵略活动，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驻屯军高级参谋石井嘉穗操纵日本东密宗僧人吉井芳纯，在日租界高野山金刚寺组织“中日密宗研究会”，由亲日派段祺瑞、王揖唐担任会长，以研究佛教密宗为名，笼络下野的军阀政客，培植亲日势力。在日军占领北京、天津以后，密宗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如王揖唐、齐燮元、高凌爵、董康、朱深、曹汝霖、孙润宇、纽传善等均出任伪政权要职，沦为汉奸。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佛教各宗立即发表声明“全力奉戴宣战圣旨”，发起组织“兴亚佛教会”，宣称“向支那(中国)佛教徒输入日本佛教大乘精神，使之与日本大乘的东亚政策产生共鸣，并与之合作，是当今赋与日本佛教徒的神圣使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发表题为《中国事变善后对策》文章，鼓吹扩大侵华战争，并恶毒地叫嚣：“中国人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民族，腐败已极，必须由日本来统治”。佛教各宗纷纷派遣僧人来华，以“中日亲善”为名笼络中国佛教界人士，宣扬“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并举行所谓的“和平法会”、“慰灵法会”，粉饰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本质。
　　日本特务机关为控制与利用中国佛教，于1938年指使某些亲日分子在天津成立“中华佛教会”，妄图以此取代原有的中国佛教协会(因战争关系暂停活动)。伪中华佛教会网罗一批当权的汉奸如江朝宗、王揖唐、陆宗舆、汤尔和、王克敏、齐燮元、董康、朱深等出任委员或顾问，推出著名老居士潘对凫为会长(潘对凫名守廉，系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国务院总理潘复之父，在佛教界较有声望，时年93岁，老朽昏庸，以耻为荣，转年就逝世了)。这个由日本特务机关一手炮制的佛教团体，毫无任何权威性与号召力，为广大的正信佛教徒所不齿，成立时鼓噪一时，不久就名存实亡了。
　　日本侵华战争后期，军工生产的资源匮乏，遂发起“献铜献铁”运动，日军从华北各地强敛大批铜质佛像、祭器，集中天津某化铜厂熔炼。这种毁佛暴行，有力地戳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崇信佛教的伪善面目。
　　二、操纵基督教建立伪组织
　　日本基督教势力相对说来较弱，但因为是西方宗教，具有一定的国际意识与革新观念，信奉者多为知识层，当然也同样不能摆脱军国主义的思想束缚。早在20世纪初，在天津日租界就建有基督教教会，当时主要在日侨中间进行传教活动。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基督教会发表声明，支持“皇国”的“宣战”行动，此后不断派遣传教士来华，以“中日亲善”为名，蛊惑中国基督教教牧人员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
　　基督教的政治背景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并一向在外国传教士的控制之下，在日军占领天津并建立汉奸政权之后，教会仗恃英美势力，或明或暗地拒绝与日伪当局合作。为此，日本特务机关不断对教牧人员施加政治压力，企图分化瓦解与西方国家的历史关系。1941年北京伪政权兴亚院曾两次召开“华北基督教讲习会”，督促中国教牧人员认清“东亚新秩序”的形势，摆脱英美势力的控制，收效并不显著。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空军袭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基地，挑起太平洋战争，国际形势突变，日军立即进驻天津英、法租界，查封英美国家的银行、企业、学校、医院、俱乐部以及基督教青年会，并逮捕英美侨民(包括传教士)押送山东潍县集中营。其后，勒令解散原由英美传教天控制的人津基督教联合会，督促教牧人员另行成立受日本控制的新机构。
　　在日本特务机关的胁迫下，“华北基督教团”于1942年10月15日在北京成立；同年10月24日，教团天津分会和津海道区会也宣告成立(合署办公)，日本牧师中村三郎、东山武与加莱国生出任两个组织的“特邀委员”。教团实际上由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雨宫巽操纵一切，除了时而出面参加教团的有关会议并训话而外，经常则由日本牧师转达他的“指示”。鉴于基督教与英美势力的历史渊源，日本特务机关对教牧人员的控制与约束相当严密。
　　伪华北基督教团的主要活动是，通过宗教方式大肆鼓吹日本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符合上帝“旨意”，并不断举行全市性的“和平祈祷会”，利用信教群众的“和平”、“非战”心理，混淆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识。更为恶毒的是，往往在祈祷中为“兴亚建国英灵”(即屠杀中国人民的战死者)默祷，模糊敌我界限。天津原有一座由美国基督教通圣会创办的神学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传教士被关押，神学院也被勒令关闭；此时日本牧师加莱国生出面向日本军部交涉，得以复课，加莱也因此介入神学院，以“顾问”名义过问院务，宣扬“神学思想内容必须符合大东亚的政治思想”，同时增设日语课。
　　当时天津市区与周边农村有基督教堂六七十座，属于英美系统约占70％，其房地产权登记为“外侨产业”，伪华北基督教团成立以后，日本特务机关以“彻底脱离英美差会”为名，将教产“移交”中国教牧人员名下，并为此大肆宣传“天津基督教会从此彻底摆脱英美差会的统治，走上中国教会自主自治的大道”。日军“移交”教产的这一伪善举措，“起到了收买人心和麻痹思想的作用，曾经迷惑了许多中国教牧人员”。基督教资深牧师霍培修对教团活动的后果作出如下的分析：“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日寇的压力下，中国教牧人员的政治转向有了明显的分野：有些人公开地倾向日寇，寻找新的靠山；也有一部分人企图苟安求全，暂时应付，为英美保存教会力量。”
　　三、指使天主教神甫搜集情报
　　天主教天津教区系法国背景，政治上受法国驻津领事馆的保护，因此日军占领天津后，暂时未敢造次，静观形势演变。1938年3月德国入侵奥地利，点燃欧洲战火，1939年9月法国向德国宣战，日本军部开始向天主教会施加压力。据天津教区档案记载，在1940年4月9日日本驻津领事馆曾约见天津教区法籍主教文贵宾，提出与日本军方合作问题，文贵宾有所承诺。1940年6月德国占领法国巴黎，随后扶植亲德的维希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文贵宾不得不取悦于日本占领当局。日本特务机关派遣日本神甫田口芳五郎与岩下庄一，住进天津教区主教府，以传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并向中国神职人员散发宣传品，宣扬日本的侵略行动“符合公教教义和道德原则”。文贵宾对日本神甫的活动概不过问。
　　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使下，文贵宾公开命令教区下属农村各地教堂的神职人员要协助日军，搜集抗日根据地有关共产党、八路军活动的情报，特别是一些外籍神甫基于反共立场，情愿为日本侵略者效力，如静海县教堂的荷兰籍神甫杨仁祉、沧县教堂的意大利籍神甫贾国安、盐山县教堂的南斯拉夫神甫叶利普等，都利用广泛接触教徒的机会搜集军事、政治情报，提供给日本特务机关，直至日本投降。
　　法籍主教文贵宾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依附于美国势力，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在1949年天津解放后煽动教徒反对人民政权，破坏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1951年5月28日被天津公安机关驱逐出境。
　　四、助长东正教反动司祭的复辟活动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大批俄国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以及东正教神职人员外逃，流亡欧亚各国；因为他们失去国籍，成为“无国籍人”，通称“白俄”。有资料统计，自1918年至1922年，大约有25万俄国人涌人远东地区；天津也是白俄流亡者麇集之地，最多时达到6000多人。
　　东正教是俄罗斯全民性宗教。“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总头目都主教安托尼乙出逃，在塞尔维亚另建流亡教廷，与莫斯科教廷分庭抗礼。流亡中国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均承认塞尔维亚教廷。天津东正教本堂司祭魏克托尔曾当过帝俄军官，1920年逃亡北京，1922年被派来天津，1932年前往塞尔维亚被流亡教廷祝圣为主教，1938年出任东正教北京总会主教。基于共同的反共立场，东正教神职人员与日本特务机关多有勾结，尤其在1937年日军占领北京、天津以后，东正教反动司祭把复辟希望寄托于日本对苏联宣战，在德国希特勒挑起欧洲大战以后，又把希望寄托于德国进攻苏联。
　　天津东正教的历任白俄司祭，无不敌视苏维埃政权，把教会圣殿变成反共宣传阵地，教堂内悬挂帝俄的三色旗，每逢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诞辰、忌日，都要诵经祈祷。1938年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动与东正教司祭的支持下，由最顽固的一批白俄分子在天津成立“俄侨防共委员会”，原帝俄中尉巴斯图辛出任会长，日本人担任顾问，其主要任务是配合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政治、经济情报，还办有俄文报纸《兴亚新报》，进行亲日、反苏、反共宣传，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当时凡有白俄聚居的城市如北京、张家口、青岛、烟台等地都先后建立了“俄侨防共委员会”，因为天津成立在先，被拥立为华北总会。1939年“俄侨防共委员会”成立一周年时举行庆典，日军驻津司令官喜多中将出席讲话，北京总会主教魏克托尔特意赶来在庆典会上诵“喜经”；会后举行庆祝游行，原帝俄中校团长索阔林斯基身穿全副帝俄军服，挎着军刀，雄赳赳地走在队伍前列，乐队吹奏帝俄国歌，喧嚣鼓噪，群魔乱舞，形成流亡白俄的一次复辟大示威。正如东正教华籍司祭杜立昆所下的结论：“东正教真正成了白俄阴谋复辟活动的中心。”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历八年的艰苦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历史是正义的审判官，任何战争狂人与侵略屠夫或早或晚都不能逃脱历史的谴责与诅咒，被牢牢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行文至此，有必要记述这样一桩史实：战后，日本佛教、神道、基督教三教的领导人，于1947年5月发表联合声明，对在战争中的行为表示忏悔，声明说：“我等未能阻止昭和六年(即1931年)9月满洲事变以来军国主义思潮，卷入这场悲惨的战祸之中，对神、佛，对祖国、人民，对世界全人类惭愧不已。今日静思，我等应在一切悲惨战争爆发之前，不惜生命地发起维护和平之运动，努力发挥宗教之职能。”这一声明体现了日本宗教界人士的良知良能，或可说是道德与理智的回归。对比日本右翼团体势力至今依旧顽固地不承认战争的“侵略性”，嚣张蠢动，还在恋栈“大东亚新秩序”的梦幻，为军国主义招魂。这种立场与人性上的差异是何等鲜明!怎不令中国乃至亚洲人民为之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