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华北资源的掠夺
　　日本以租界为基地，利用种种特权，对我国华北各地的资源大肆进行掠夺。特别是基于其国内纺织业发展的需要，大力收购华北各地的棉花。自从1911年以来，天津就是一个对外输出棉花的重要口岸，其中绝大多数是运往日本，而且在数量上逐年上升。如1912年输日的棉花为十五万六千三百二十担，到了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三十二万六千零三十二担，增加一倍以上；到1930年增到五十七万九千零十四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增加了56%以上。到了1935年 ，又增加到二百二十七万六千一百四十担，占当时天津出口棉花总额的60%。
　　日本在天津经营棉花出口的洋行约有三十家左右，其中80%设在日租界。 较大的有三井、三菱、东棉、三昌、冈崎、日信等洋行。日本的商工会议所为垄断棉花收购，操纵棉花市场，棉价高低概以日本金票行情为转移，并胁迫中国棉商必须屈从于他们的意志，否则货物就无法脱手。就是欧美洋行收购华北棉花，也得以日本开出的行情为依据。日本棉商还纠合英、美商的仁记、平和、新泰兴等洋行，组织棉花烤验厂，所有运津之棉花在销售前均须拿样品交该厂烤潮，合格后发给凭证方可出售，其不合格者须运往郊区晾晒。出口之棉花质量亦概由烤验厂评定，中国棉商不得争议。即使烤验合格，成交时仍须由日商经手过秤，往往又以压秤手法克减重量，有时甚至借口货物与棉样不符，强行减价减秤。总之，日商采取各种钳制手段，压榨中国棉商，而棉商所受损失到头来都转嫁到农民头上。
　　日本棉商还深入到我国内地直接向棉农购棉。在河北正定、山东邹平等地，日商以分发美棉良种及预购等办法，直接向棉农收购棉花，垄断了棉花的生产和销售，中国棉商与棉农均得听其摆布。
　　棉花仅是日本掠夺我国资源的一例，其他如通过天津口岸掠走的盐、煤、羊毛、棉籽、棉籽油及其他农副产品，为数也很巨大。从历年天津输出总额可以看出，输往日本的货物所占之比重逐年在增长。如1908年天津出口总额为一千九百一十四万四千九百四十一海关两，其中对日输出为四十八万三千三百一十六海关两，还不到输出总额的3%；至1912年对日输出所占之比重即达到12%，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6年，提高到20%；至九一八事变前的1930年，对日输出额达到三千七百零六万三千零四十四海关两，占天津出口总额的33%以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从表面上看对日输出额的比重有所下降，但这一时期日本及朝鲜浪人走私活动极为猖獗，海关的统计数字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到七七事变前的1936年，对日输出额为二千八百四十四万零四百一十银元，约占输出总额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