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时调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天津本地曲种，早在清代，随着天津门户的开放，城市的发展，各地的民歌小调，随着各地的民众纷纷流入天津。这些被天津化了，改用天津方言行腔的民歌小调，与天津土生土长的靠山调、新老鸳鸯调等均被称为时新小曲，也统称时调。天津时调的正式命名是在1953年。那时，王毓宝在弦师祁凤鸣以及词曲作者的通力合作下，对靠山调进行了改革。他们调整了某些唱腔的旋律，梳理变化了前奏音乐和过门音乐，增加也丰富了伴奏乐器，使之音色更有华彩。
这种改革既有对传统时调的继承，也有大胆的革新和发展。当年27岁的王毓宝风华正茂，高挑的身材，亭亭玉立，嗓音高亢甜美，舞台形象清新俊逸，台风落落大方，一改老时调背着手演唱的老形式，用充满青春活力画龙点睛般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青睐。1953年，一曲《摔西瓜》让王毓宝一炮走红，震动津沽，誉满京华；1958年，在第一届全国曲艺汇演中，她演唱的《翻江倒海》，真的使曲艺界“翻江倒海”，不少外地艺术家，甚至当时的不少名家，都找天津团索要词曲，这使得天津代表队不得不连夜赶抄曲谱，以满足各地艺术家的需求。
由此，天津时调在中国曲艺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2006年，天津时调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承人自述
一百多年前，天津的制鞋作坊场地狭促，师傅们工余时只得背靠山墙歇息，每逢此时，粗通音律者便会引吭而歌，初期无腔无调，后来唱和者日增才渐有章法，同时吸收了人力车夫休息时所唱小调和当时青年男女的情歌元素，形成了天津时调的雏形。
我生在手艺人家， 一共11个兄弟姐妹， 我排行老十。 我父亲不抽烟、 不喝酒， 最大的爱好就是唱靠山调。那时我才5岁，也跟着学唱。 因为家里条件有限， 没法拜师， 只能算是随父学艺。 但我的嗓音条件比较好，加上父亲的调教和常有当众“票”一曲的机会，打下了不错的时调基础，13岁我就正式上台了。
时调是天津土生土长的曲调，而且用天津方言演唱，很受人们的欢迎。那时，父亲是名副其实的票友，唱时调纯属娱乐。碰上亲朋喜宴或是民俗活动， 大多会邀请他们“走票”。我从8岁开始就跟着父亲“走票”，那时的“走票”是无偿的，而在小茶楼登台演唱时也只拿半份报酬。 为了贴补家用， 我也经常赶场赚钱，最忙时一天要跑上4家戏园演唱8场。那时是男女合演，男艺人光说不唱，叫“时调前脸”。在女艺人演唱过程中，前脸插科打诨，有时言语下流，以此迎合听众的低级趣味。我们家生活最困难时，有人劝我父亲放我“下海”，并许诺“分份”养家，但父亲说绝不能叫自己的亲闺女去那种地方卖唱。后来，鸟市的“玉茗春”答应取消前脸和铺纲（一种比较庸俗的唱前铺垫），我才在那里开始了正式的舞台生涯，更大的变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天津市广播曲艺团成立，时调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点就是内容和舞台净化，重新整理传统唱段、唱词。在唱腔设计上，改变了一些死板的传统唱法，又试加了扬琴、笙等吹打乐器，同时还增加了间奏和动作，使天津时调真正登上了大雅之堂。
天津时调曾经风靡津沽大地，主要原因就是它的通俗易懂，表现的都是小市民的家长里短，吐字唱腔多用天津语音，演唱讲究“悲、脆、媚”和“稳、准、狠”，力道十足，没有一点缠绵之音。全国曲艺看天津，当前的曲艺今非昔比，以前是买不着票，现在是坐不满场，这里有时代发展的原因，也有作品、学员跟不上的原因。学无止境，学习曲艺一年半载是它，一辈子也是它。吐字发音怎么处理，人物的思想、感情怎么刻画都得细致琢磨，根据内容寻找符合人物性格的表现方式。我到了这个年纪也不敢说“我行了”，我现在最着急的就是谁来接班的问题，虽然我谨守父训教徒从来分文不取，但有志曲艺的孩子还是越来越少，这个难题不解决其他的就无从谈起。
2014.07.15
(新闻来源：天津网-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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