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张和平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化观点。
文化是一件关乎心灵的事情，他是一个民族的精气神。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路，在当下的中国该如何走？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张和平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化观点。
文化强国:
需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理念后，知识界一直在讨论，文化强国有怎样的标准？国家建成什么样子才能被称为文化强国？
多年来一直在文化领域孜孜以求的冯骥才委员认为，文化强国是目标而不是理想，文化强国必须有具体内涵和标准。“其中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大国，这些文化积淀是悠久历史造就的。当前一个清晰的国家文化强国形象，应该树立自信的文化精神。”
文化强国的标准，冯骥才认为，一个是创作出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作品，另一个是树立真正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文化产业，但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要担负文化责任，传播真善美，不能唯利是图。
“在谈了一切理念和标准的问题之后， 最重要的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认为是社会文明。” 冯骥才说，当今社会一直被称为经济社会，但经济发展到今天，文明更重要，文明社会既包含物质文明又包括精神文明，这是当前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之奋斗的图景。
冯骥才指出，地方政府一哄而上文化项目的行为，源于不良的政绩观。他建议有关部门在选取主管文化干部时设立文化考核制度，“这个人不见得是专家，但一定要懂文化规律、本质、性质和意义，有文化的理解力，并且应该热爱文化，否则怎么能把主管文化的工作做好？”冯骥才提起他此前的一个建议，把报纸版面中文化版和娱乐版分开，这两个版面放在一起一定只有娱乐， 没有文化，泛娱乐化必将出现。因此一个文化干部或许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品质、 文化走向，乃至文化价值的取舍。
遗产保护:
最重要是惠及当地群众
作为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现故宫博物院院长，“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如何平衡”成为人们对单霁翔委员追问的问题，记者会上更是如此。
单霁翔首先解释说，我们现在把更多注意力和投入放在真实的、亟待保护的已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名单的真实文物上，并非是将文化遗产当做被怜悯的保护对象，而是作为城市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积极力量。
近日国家文物行政部门提出，要让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骄傲地、美丽地、有尊严地存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文化遗产蓝皮书’发布数据显示，国家对文化遗产每投入1产出是8.1。”单霁翔自信地说，通过保护文化遗产，一定会改变其当前的弱势地位。“更重要的是，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要惠及民众，一定要广大民众特别是当地民众享受到文化保护对现实生活的好处。只有广大群众从文化保护中得到利益，才会倾心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反过来再给广大民众带来更大好处，这是相辅相成的。”
单霁翔认为，应该把文化事业看做民生的一方面。医疗、住房、交通是民生，文化也是民生，并且是更重要的民生。如果有这样的理念，在文化投入、文化设施享受的均等化方面或将有不同思路。
文化民企:
“玻璃门”仍普遍存在
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文化企业的贡献，国家近年来也鼓励民营企业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那么，民营企业敢于向前冲、机制灵活等优点，能否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凸现出来吗？
经营领域涉足多家影院、体育赛事、媒体等的民营企业家王健林委员最有发言权。他直言不讳地说，民营企业一直呼唤平等待遇，民营企业遭遇“玻璃门”、“弹簧门”等现象还是普遍存在，体现在文化领域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资金投向，包括国家财政资金在内的扶持资金都主要投给国有企业；二是相关政策不能平等享受。“比如电影产业，无论制作还是放映，国有企业占比都不大，但至关重要的两张电影进出口权却给了国有企业。制作放映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一张也没有，这是十分不合理的。”
电影审查:
不怕审 要看审的标准
“电影审查不是要不要审的问题，而是怎样审的问题。”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已不是一个新问题，针对谈了多次的问题，作为导演的尹力委员呼吁国家电影法的设立。
尹力表示，呼吁为电影立法实际上是为了让电影在摄制、生产、制作、宣传等各环节有法可依。近几年中国电影产业一方面发展迅速，另一方面过度娱乐化倾向也被观众所诟病。
“今日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记录当下有分量的艺术精品还是太少了，一味学习好莱坞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必由之路。”尹力说，在全国人民享受电影带来的娱乐权利和文化权益时，国家有关部门对电影的管束还是太多，来自方方面面的责难也太多。电影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公众也要为电影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特别是面对好莱坞的不断进逼，市场被不断蚕食背景下，中国电影逆势而上，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衷心地希望能更多地为国产电影松绑，给中国电影的长足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创作和制作环境。
文化人才:
如何“留得下”“守得住”
头发花白的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委员已经74岁高龄，自196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已近50年。谈起文化人才如何能像老一辈一样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樊锦诗承认，任何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敦煌地处偏远，离兰州还有1100公里，为了发展敦煌文物研究的事业，尤其注意培养相关人才。研究院建院70年来，始终想办法自己培养人才，用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
“我们那代人对敦煌非常热爱，有着很深的感情。对于那些愿意到敦煌工作的人尤其爱护，为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樊锦诗说，她对此十分欣慰，要留住人除了硬性条件，更重要的是感情培养。敦煌文物研究院的做法是资助年轻大学生念硕士、博士乃至出国留学。“在此期间工资照发，学费还由我们来付，很多年轻人深受感动，将心比心，出去的年轻人学成后都自愿再回来。我们用这样的办法培养了许多自己的人才。”
院团改革:
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文化体制改革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在这场变革中，国有艺术院团无疑担当重头戏。
张和平委员对北京人艺在文化体制改革中遭遇的“阵痛”记忆深刻，“北京人艺历史悠久，在用人机制、分配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少弊端。特别有一段时间，人艺班子队伍不团结，没有观众认可作品，一度被社会诟病为‘一锅粥’。”
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后，北京人艺从多个方面开始机制改革，提出以机制改革为动力，以艺术生产为中心，从五个方面进行用人和分配机制上的改革。2010年再次提出以机制改革为动力，在继承中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学者型剧院而努力。
“随着这些机制改革的实施，全院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得到空前调动，在社会上、影视界成名立万的演员整建制地回归了舞台，全面承接老一辈艺术家打下的话剧江山。”张和平欣慰地说，北京人艺恢复了《雷雨》、《茶馆》等20多部经典剧目。在继承的过程中更不断进取，推出《窝头会馆》等原创剧目，票房达2268万元，应该说这是机制改革的成果，也证明了一句话，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2012.03.09
(新闻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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