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银号与当铺
钱庄、银号
　　明末清初以来，随着天津城市的不断发展，南北商货集聚，生产交易日渐兴盛。承袭旧制的银子与铜钱(制钱)在流通使用过程中的不便之处日趋明显，由此，以兑换零钱为营生的个人或小店逐渐在民间出现并小有余利。操此业者多为头脑机灵的小商人，他们在繁华的路边或干脆依附于某大商号门前，摆摊设点。摊桌常饰以桌围布，迎面上有“兑换金银”或“兑换银元”之类的大字，桌上整齐摆放着一摞摞铜钱，边轻声闲聊，边张望着过往的行人、商客。他们按一定比例以整换零或以零换整，方便使用者的同时赚取小利。有时，为了照顾生意，多挣些钱，兑钱摊不乏同时售卖些香烟、茶叶、小杂货等。日久天长积蓄些营利后，有的钱摊发展成小有设施的店铺，称之为“钱铺”或“银号”等。
　　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天津钱庄就在经营兑换的同时开展存、放款业务。清咸丰十年(1860年)天津开埠后，随着各国外币涌人，又应运而生了一些专事外币兑换的大小买卖。
　　清代乾隆末年，山西平遥人雷履泰与李正华在津开设日升昌颜料庄。因津晋两地商人常赴四川采办，携现银多有不便，且需镖局护运，日久费繁。雷履泰提出使用汇票的形式，以方便异地间商人结算，免除运现银的麻烦。由此，商家深得异地汇兑之便，日升昌也收取了一定的汇费。后来，雷氏以32万两的资本于嘉庆初年在天津山西会馆胡同创办专营的日升昌票号。
　　票号汇兑以票汇和信汇为主，其利润主要源于汇费收入、得空期收入(交汇日与议定异地支取日之间的空期利息)、平色余利(各地不尽相同的量具和银两成色与票号自定形制的差异余额)及放款利息收入等。天津以其北方经济中心的魅力吸引着八方商贾。日升昌的金融纽带作用也同时促进了天津城乡经济的发展。
　　民国中期(20世纪30年代)天津银钱金融业已呈蔚为壮观之势，其主要大银号、钱庄及其分布地如下。
余大亨：法租界；洽源：竹竿巷；永信：法租界；敦庆长：北门东；肇华：宫北大街；宝生：日租界；德源：法租界；宏康：宫北大街；元泰：宫北大街；思庆永：英租界；鸿记：北门里；同裕厚：锅店街；诚明：针市街；天兴恒：河北大街；瑞生祥：竹竿巷；聚丰永：法租界；全记：法租界；永盛：英租界；裕津：宫北大街；永昌：北门东。
当铺
　　当铺行业在中国由来已久，自南北朝开始出现，至明清时代而盛之。当铺在明代即有“解库”、“典库”、“质铺”等称谓，其旺市可见一斑。
　　旧时津地，当铺同样发达，《津门杂记》中记载，天津县属城厢有40余家当铺，一进腊月，柜台伙计已有应接不暇之势。东门里的日升当、中昌当，城外的三义当、广盛当等，皆兴隆多时。当铺的建筑一般都有高大围墙，四周设铁栏护网，戒备森严。当铺行收当的种类不少，如衣服、金银珠宝、字画古董等。当物人要把包裹递进柜台的铁栏杆内，接当人看完货议定价格后，便开始“唱当”。柜台里有写当的，记于账册，然后再开一张当票写明当主姓氏、物品、价格、利息及赎期等。但当票一般人很难看懂，上存暗语或暗记，似“天书”一般。当商讨当品价格时，柜员们多用“春点”交谈，如：“道子”代表1，“眼镜”是2，“炉腿”为3，“桌子”示4等，不一而足。有时议价不成，当户要取走物品时，柜台里的人往往在原物上悄悄留下暗记或樟脑气味等，其手段多样。如果当户再去别的当铺典当时，同行一看便知已过过价了，很难再当到好价钱。
　　清末、民国年间，典当业在天津很有市场，后来又成立了典业公会，共下属20多家当铺，多在城厢一带，领帖纳税。“官当铺”依法取息，不得擅自增加，时利率2分左右。而租界地的当铺无须领帖，所以可自由加利息至2分以上等。
　　20世纪30年代天津较为著名的当铺名址如下。
　　裕和：东门外磨盘街；辑华：东北角毛贾夥巷；裕生：西北角；义和：河北大街；同和：南门西；德昌：南市华楼；协合：双庙街；同聚：鼓楼东；中昌：南门里；和顺：北门里；聚兴：同庆茶园；恒裕：同庆后；义德：小松街；同义：小白楼；公顺：墙子河；泰昌：大马路；同升：大王庄；源德：十字街；宝星：海大道；泰昌：大马路工部局；松寿：劝业场旁；恒顺：梨栈；馥成：惠中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