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总坛口——吕祖堂

　　　　　　　　　　　　　　　　　　　　　　李洪臣

　　天津是义和团抗击洋人入侵的战斗圣地。吕祖堂，曾是当年义和团来津后，在此设立的第一“总坛口”。这座道观因此也享名一时。
　　天津旧城往西原有七十二屯。出西门三里地，第一个屯叫永丰屯。永丰屯所辖地界，即现在的红桥区南头窑一带，吕祖堂就坐落在这里，即今南头窑街办事处所在地的上坡，吕祖堂街。
　　吕祖堂庙基原高于周围地面三米之多，一溜大下坡，直通前街。庙前马路素有吕祖堂下坡之称。庙院坐北向南，进院可见一座山门。前大殿有正房六间，东西两侧，各有厢房。前大殿供奉的是吕祖神像，两旁配以药王、药圣。后殿五大间，供奉的是北斗菩萨。后殿西侧，还有个西跨院；三间北房，专供五大仙。因此，也叫五仙堂。
　　吕祖堂最初原是座祠堂。占地面积总共仅一亩七分地。在明朝末年，这座庙堂便已见雏形。早先庙内还残存一块碑碣，碑文．记载，“……祠院自明朝以来为屯中祠堂，于清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年)兴建吕祖庙观。”另从一些仅有的记载也可看到，大致是从前清康熙以后改建成吕祖堂的。 吕祖堂历代主持道人姓李。庙中原来有一些不系统的家谱、庙谱、宗卷、经卷、碣帖等记载，但在“文化革命”中也全付之一炬了。而从现主持道人李智远的记忆中，仅可记述到上五代祖先。智远道人高祖李一坦、曾祖李阳晖，祖父李来通，父亲李复亨，到他这儿为第五代。他的长子现六十六岁，次子六十二岁，均在北京白云观人道，也曾随其作道中醮事，并为得力助手。以前，他们设醮诵经、苦心传习。道教派系很多，大致一百多派。天津的道士庙如天后宫、玉皇阁属“正．已派”，城隍庙属“华山派”，吕祖堂则属“龙门派”。智远等除精研此道外，尤三擅音乐。他每日还坚持锻练，加之心性开朗，身体康健，一直居住在吕祖堂内。
　　吕祖堂第二次修整，是在道光十九年。由王文蔚及后辈操办动工，大兴土木。庙中碑文记载，五月动工，七月竣工。此后少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及八国联军入侵的庚子战祸。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OO年)外国侵略势力公开加紧瓜分中国。国内民众自发组织进行抵抗的武装力量，同时蓬勃兴起。义和拳就是以山东的济南、泰安两处为发祥地而崛起的一支强大的民众力量。因当时山东督抚进行大肆缉捕，而使不少人很快流
　　入直隶的河间，景州，献县及天津等地。进而“公开以仇天主耶稣为宗旨、以扶清灭洋为名号”，“明目张胆，设立坛口”，“入其党者，不胜屈指数”。
　　“庚子正月间，坎字拳术已流入天津、静海、独流……”。吕祖堂总坛口的首领大师兄曹福田、张德成，一为独流镇，一为自沟河人。他们最先设坛在静海县的独流镇，并称“天下第一坛”，由张德成在此为团首。此时曹福田已先进天津，并为天津团之首领。
　　曹福田到天津时，便设坛在西门外永丰屯的吕祖堂内。从地理位置讲，这里水路临近南运河，距码头(今邵公庄桥一带)不远。旱路又是天津直通静海的大道，做为指挥部，地址适中，地形有利，虽在城外，又距城不远，来去方便。是个进可攻，退可守，适于屯兵的要冲。后来，张德成的人马一到，声势更加浩大。城内各坛也均归其管辖，原设天下第一坛，整个迁移来津，进驻吕祖堂。起初曹福田进入天津时，曾带人攻租界，烧教堂夕缴获许多洋枪洋炮，致使许多洋人及地方官吏极为震惊。因此受到直隶总督裕禄的赞赏，奏保嘉奖赏一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并赐大令一支，可调用各兵队。准其在吕祖堂设总坛口。于是，吕祖堂一跃为义和团名副其实的第一“总坛口”。庙外高挂义和团杏黄大旗，两侧悬飘“扶清灭洋”等旗带，声威甚壮。
　　此时，城内城外各坛首领，及红灯照首领黄莲圣母、三仙姑等，凡商议军机要事，演兵习武均在吕祖堂内外。曹福田被拥为大师兄总首领。常驻吕祖堂内的还有张德成，刘早祥(绰号刘十九，因当时才十九岁)等人。坛中围桌椅靠，概用黄缎为主，所需器具，庙中道场，法器等皆按总坛口规矩，一一更新。每次抗击洋人打了胜仗，百姓们都烙“得胜饼”，熬甜绿豆汤，送至庙内，以示祝贺。后来，一些装汤慰问用的水桶和首领们歇息的条凳，被人冒死偷偷保存下来，如今成了珍贵的文物。
　　义和团所供神灵，各坛口不统一，有供尧、舜、姜太公，有、供诸葛武侯、关帝的，有供黎山圣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的，也有供九天玄女的等等。第一总坛口在吕祖堂五仙堂内供奉，的是关帝、赵子龙、周仓及所谓圣上杨老帅(杨继业)的神像。
　　义和团每次整队从吕祖堂出发，开赴前线，总是擂铁鼓，吹大红螺，旗上大书一个曹字，侧旗书“扶清灭洋” “天神天将义和团”等。曹骑黄鬃马，身着青棉长袍，腰系红带，头扎黄巾，足穿缎靴。腰间还带一小洋枪多手持一秫秸。自称力抵百斤，甚是威风。
　　在吕祖堂总坛口，曹福田还与各国使臣下过一次战书，其文说:“统带津、静、盐、庆义和神团曹，谨以大义，希告六国（实为八国）使臣麾下，刻下神兵各集，本当扫平疆界，玉石俱焚、无论贤愚，付之一炬。奈津郡人烟稠密，百姓何辜，受此涂炭。尔等自恃兵强，如不畏刀避剑，东有旷野，堪作战场，定准战期，雌雄立见……”。 这次虽未得全面交锋，但吕祖堂后来，并没能幸免战祸。 吕祖堂最后一次大修整，是在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的水灾之后，那时，人毁水浸，日久年深，庙院已破烂不堪。
　　当时，永丰屯的绅士张月丹决定要修此庙，据说，这是他儿子生病时许下的愿。 解放后吕祖堂被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献出处：天津文史丛刊 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