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周叔弢先生 　　一、我们的交往 　　爱国老人周叔弢先生逝世已经两年多了。回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认识周叔老以来，交往近四十年。叔老的音容风貌，迄今仍历历如在眼前。 　　我与叔老的结识，还有一段缘由。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我的母校北平燕京大学被侵华日军宪兵队封闭，一些爱国师生被捕，其中就有教授陆志韦、洪煨莲、邓之诚、赵紫宸、林嘉通、蔡一谔、赵承信、刘豁轩、侯仁之诸人。后来陆志韦、洪煨莲先生等陆续被释放，但不准许他们离开北平。多数人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困境。而更有胜于物质生活贫困的，则是精神上的重压与痛苦；于是，一些留在北平的蒸大师生时常聚会在洪煨莲教授家中，传递抗战消息，谈论国际形势，讨论燕京大学的前途和将来应当走的道路等等问题。当时，洪煨莲教授的住宅形成了部分爱国师生活动的中心，大家都盼望着抗战的胜利，盼望着燕京大学复校，而且希望将来能够从美国教会手中收回燕大，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并计划联络天津实业界有识之士，请他们提供办学的经费，燕大则将品学兼优的毕业生输送给天津工商界。这个想法通过当时在天津工商学院和达仁商学院任教的侯仁之教授，与天津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先生多次商量，并逐步联络了天津一些实业界的知名人士，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助。这时正担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的周叔弢先生就是一位热心的赞助者。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复校，我们这些被迫离开了燕大的爱国师生又返回了母校。但是，当时的形势，由中国人自办燕大的计划已是水月镜花，成为泡影。爱国师生们却仍为之奋斗，终于在一九四六年成立了燕京大学工学院，天津的民族企业家李烛尘、周叔弢、孙冰如等给予了部分资助。从此，天津工商界与燕京大学有了联系。 　　一九四六年夏，我应天津孙冰如先生之聘，担任了天津寿丰面粉公司职工福利科主任，因而开始与天津工商界人士有了来往，得以结识素所敬仰的周叔弢先生。 　　当时，天津工商界有个名叫“三五俱乐部”的组织，前身为“甲戌俱乐部”，参加者都是天津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一般中、小企业主是不能涉足这个俱乐部的。俱乐部每逢周三、周五开放，会员们可以来此品茶、聊天，也可以聚餐，吃到特聘名厨烹调的中西名菜佳膳。素常前往三五俱乐部的，有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中国纺织公司总经理杨亦周、副总经理王瑞基、卢统之，东亚企业公司总经理宋棐卿，副理陈锡三，仁立实业公司总经理朱继圣，华新纱厂经理劳笃文，永明油漆厂经理陈调甫，恒源纱厂经理边洁清，北洋纱厂经理朱梦苏，辅中公司经理谭志清，华北制革公司经理王晋生，天津造胰公司经理何宗谦，以及银行界的知名人士资耀华、李钟楚、杨天受和商界头面人物毕鸣歧诸先生，周叔弢先生也经常到俱乐部，参加一些活动。我就是在三五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经孙冰如先生的介绍，得以认识周叔老。因为燕京大学部分爱国师生在抗战期间与天津工商界有过联系，拟议自办燕京大学的事得到过周叔老在内的天津实业家的支持，加之周叔老的子女中，如周一良、周呆良等均毕业于燕京大学，因此，我们交谈甚为欢洽。周叔老给我均最初印象是谈吐温文尔雅，文质彬彬，衣履朴素，不尚浮华。当时听说，先生唯读书、买书、藏书是所嗜好，他到王五俱乐部主要是与李烛老，孙冰老等知交聚谈。谈到实业，他那种志在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谈古籍金石，特别是谈善本书，，反映出他的学识渊博，见识过人。那时，我与叔弢先生接触不多，仅凭这些粗浅的印象，我已感到他是位博学，正派，有修养的饱学之士，又是一位精干的富于爱国心的民族实业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挑起内战，到一九四八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中原各战场都被打的落花流水，面临全面崩溃之势。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府迫令天津的工厂企业迅速南迁，象永利，久大、东亚、仁立、寿丰和启新这样一些大型企业都被列在南迁的名单之内。南迁，震动了天津的工商界，许多工商业者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到三五俱乐部的人反而增多了，他们表面上还是吃喝聊天，实际上都在打听战争消息，交换对形势的看法，并从中探听同行业之间应付时局和南迁的办法，尤其是李烛尘，周叔弢，孙冰如诸先生的动向。当时，天津工商界多数人在观望，也有少数人抽出资金，准备南逃。 　　三五俱乐部一向是标榜“超政治”的娱乐场所，虽然不象一般茶楼酒馆那样张贴着“莫谈国事”的告白，但谁也不愿在那里公开谈论政治形势。可是当“南迁”与“反南迁”斗争展开的时候，李烛尘先生带头把要不要遵照国民党政府南迁命令的问题，拿到三五俱乐部的聚会上来议论。看得出来，李烛老反对南迁的态度非常坚决，周叔老，孙冰老的态度与烛老完全一致。不过，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们不可能公开表明“反南迁”，而是捉出一连串实际问题，令人思考。如提出：永利，久大、启新这样一些大型重工业工厂，迁到哪里?如何迁法?数以千计的职工如何安置?激起工潮，谁人负责?等等。这些实际问题的提出和议论，实际上是对国民党政府有关南迁命令的质疑。其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处在泥菩萨过江一—自身难保的困境，根本无心也没有力量解决南迁的各种具体问题。于是，三五俱乐部的一些工商界代表人士即以向国民党政府要办法为理由，拖延时日，抵制南迁。 　　但是，这些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很多：不跟国民党政府走，留在天津，解放后的命运到底怎么样?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自然要包括城市资本家，是敌是友?何去何从?表面镇静，实际忧心忡忡，进退维谷。要消除工商界人士的顾虑，稳定他们的情绪，迎接革命的胜利到来，需要有人出来正确地开导。通过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李烛尘先生带头，在三五俱乐部和其他适当的场合，宣传解释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工商业者的政策。当时，在三五俱乐部的成员中，无须驳斥什么共产党乃“洪水猛兽"，“共产共妻”之类的谰言邪说，因为这些工商业者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多多少少具有一些社会科学常识，不会轻信那些反动宣传，而急需知道的则是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李烛老不顾个人安危，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说话，周叔老与李烛老私交最好，意气相投，并且都与党的地下工惟者有联系，于是他们言行一致，站在拥护革命的一边，在当时影响很大。 　　疾风知劲草。我对于李烛老，周叔老的爱国之心和胆识，十分钦佩。抗日战争时期，李烛老身居重庆，与中共方面的领导人多有接触，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周叔老留居沦陷了的天津，为避免敌伪的纠缠，深居简出，洁身自爱，党的地下工作者通过各种渠道做叔老的工作，而周氏子侄中的进步青年人，也向叔老传递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物，讲述一些解放区的情况，叔老诚恳接受，秘密阅读。因此，在天津的工商企业家中，他是阅读《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诸种“禁书”最早的人之一。叔老接受书中真理，对照自己数十年的生活实践，不能不寄民族复兴，国家兴旺的希望于一个新的政权、新的国家的诞生。当时作为生活在旧中国的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能有这样的表现，确实令人赞佩。后来，叔老和我们回顾这一段生活，总是谦逊地说，那时候，都是李烛老带头。其实，叔老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解放后，周叔老担任天津市副市长，他参加政治活动大为增加，我和他往来不多。后来，我被调到市工商联担任副秘书长，叔老参加天津工商业联合会直属组学习，互相接触多了。“四人帮”垮台后，政协恢复活动，我担任了天津市政协副秘书长，叔老出任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委，我们来往逐渐频繁，叔老和我谈时事，谈政治，谈历史，也谈古籍，谈诗文，更多的是谈有关政协和工商联的活动，非常欢洽。他常以周思来总理的遗训“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自勉，也勉励我。叔老的爱国热情，崇高品德和务实精神，使我深受教诲，永树风范。 　　周叔老生前，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曾与之谈妥，将叔老的一生经历纪录下来，作为史料留存。工作刚进行不久，叔老即因病住院而中断，至为憾事。我有幸参与这一工作，亲聆叔老忆述往事：又，一九八三年东至县曾派人来津，为编撰地方志向叔老征集有关史料，叔老命我陪他接待，亦得以了解周氏家族的一些情况。兹回忆记述如下：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