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与耀华里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号太夷，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人。1882年以乡试 第一名中举。1889年入李鸿章幕。1889年考取内阁中书。1893年任清廷驻日本神户兼大阪领 事。1898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1903年充任两广洋务督办。1905年解职居沪， 筑“海藏楼”。1910年任东北锦瑷铁路督办。1911年受任湖南布政使。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作寓公。1923年，受命于清室小朝廷，任内务府大臣，后随侍天津。1932年，出任伪满州国国务总理。1935年解职，淹留长春至死。 　　郑孝胥与天津有较深的因缘。1885年至1886年，他由岳父北洋水师学堂吴赞成介绍，投奔直隶总督李鸿章，入幕随侍洋务。1923年，他任清室小朝廷内务府大臣后，随侍天津， 一直到1931年 。此间他曾在国民饭店20号房间、 广东路162号楼居住过， 时间最长的便是 山西路耀华里。起初住在耀华里第五弄口62号。1929年1月29日，他把家眷从上海移居天津 。由于家庭人口较多，故又迁居于耀华里51号和52号居住。 　　郑孝胥早年就以干练著称，入值小朝廷后，对政务颇多建树。其一是易朝服，改变原有 礼服，百官参用列国通行之式，着西服；其二处理外事活动，与日本、英国等皇室建立联系 ；其三劝刻图书，设书局、选人材，将清朝各代治国大事编为专书；其四参与社会捐助活动 。1930年陕西受灾，清室捐赠贵重皮衣百余件；1931年东南水灾，溥仪最初意以所藏书画助 赈，郑孝胥认为不如捐房产。当时清室在津有三处房产：一为摄政王所居之英租界庆王府， 二为永平里，三为日租界吉野街井上医院。最后将医院捐出。当时《大公报》刊登图片，命 题“天下谁能继者”，此举不凡，果然引起民众对清室小朝廷的注意。 　　郑孝胥在津期间，还为清室处理了两件棘手之事。首先是“东陵盗宝”案。1928年，国 民党第六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掘清东陵，将乾隆、慈禧等墓盗窃一 空。8月3日，天津张园得到信息，溥仪立即召见王公大臣，哀恸良久，并议论善后办法。当 时各王公大臣多无主见，郑孝胥推荐与晋军处理此事的丰玉玺有世交的前清冀州知州金良骥 派往东陵查办。随后又推荐国民党京津卫戍司令部参事张彪之子张学骥前往与清室王公宝熙 接洽。但是，善后结果未能达到清室的满意。1929年10月18日，溥仪拟旨，敕载涛、载泽、 载瀛、载润往见商震，请求严办东陵盗宝的祸首。其次是“淑妃离婚”事。1931年8月，皇 妃文淑以“不堪虐待，欲诉法庭”为由，委托律师张绍曾面见溥仪，要求离婚。当时溥仪束 手无策，立召郑孝胥处理此事。郑孝胥在双方之间几经周旋，后为溥仪献上两策：“初议给 淑妃宅别居，以收束不声张”。后见淑妃意志坚定，遂又奏“必欲离异，宜谕以不嫁归母家 ，则仍可给养赡以终其身，否则听之”。淑妃经劝说同意不嫁，归母家依兄侄而居。在郑孝 胥的劝说下，溥仪送淑妃三万元，并贿赂律师将此事办理。其目的是为了保全溥仪的名声。 　　在天津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生活，郑孝胥毅然放下他那士大夫清高的态度，投资入股天 津的一些产业。郑孝胥在上海时就曾入股商务印书馆，到天津以后最初投资于由周学熙等人 开办的启新洋灰公司。1927年5月29日，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上海先施公司股东黄文谦来到 天津，筹办天津中原公司。在他的劝说下，郑孝胥同意入股千余元。1929年6月，英国人罗 斯准备在天津办一报纸为《世界诚报》，郑孝胥入股三千元，后又借款四千元。该报于1930 年1月出版，报社地点在天津日租界，总编辑为朱志钧。 　　郑孝胥在津期间除当值清室政务外，闲暇时间很多，除写字、作文、书匾以外，还有以 下活动：一为逛商场，常去的商场有天祥商场、中原公司、泰康商场；二为听戏剧，常去的 剧场有天华景、春和戏院、奎德社、泰康戏楼、中原戏楼等，除看京剧、评戏外，还爱听曲 艺，他对北方曲艺艺人刘宝全、王佩臣多有美誉；三为赴饭局，作为一介社会名流，郑孝胥 在津常为人聘请出席饭局，常去的饭馆有松竹楼、百花村、致美斋等；四为搜集古董，常去 的地方有大罗天、文美斋、静文斋等，有时他还书扇几把托人代卖；五为游历公园，当时天 津有数十处公共园林，郑孝胥作为诗人，当然喜欢山林之气。他去的园林有俄国花园、荣园 、天津公园、李公祠、八里台水面、西沽桃花堤。常去的有两处即俄国花园和荣园。俄国花 园地处俄租界，地点在今河东区十一经路沿海河岸边一带，其地原为清代乾隆行宫柳墅行宫 的一部分，故又称为“柳墅公园”，郑孝胥到此不下二十多次，称“此园为津沽最胜之处” ，并作《柳墅公园》诗为纪。荣园又称李善人花园（今天津人民公园），此地位于德租界， 占地百余亩，以芦花为最胜。他到园数十次，并与园主李士鵴十分友善。李士鵴去世后，诸 子不窥园，他为振兴园林，亲为园内名景题辞，如“挹清堂”、“淼薮”、“柏岭”、“苇 湾”、“因树榭”、“?堵冈”、“舞叶楼”、“宛在亭”、“身云洞”、“　亭”、“凸 桥”、“诗趣轩”、“舫斋”、“松径”、“药圃”等，还作《李园十咏》之诗。此外还有 一件值得提到的事，郑孝胥计划在天津捐募一座大佛寺。1927年6月23日，他对王揖唐建议 ：“天津繁盛若此，而无一大佛寺。今宜乘此时倡建巨刹，募捐五十万，以祈太平。”他还 建议由王揖唐出面，找段祺瑞、曹锟、陆润庠等达官贵人参与捐募，不知为何此事最终没有促成。 　　郑孝胥在天津办的最大的一件事，也是在津期间一直筹划的大事，便是帮促“清室复辟 ”。复辟为流亡清室的一件头等大事，作为权臣郑孝胥当仁不让，在津期间经常为清室召对 ，研究复辟大计。1925年3月14日，郑孝胥应召，溥仪言“将来国号，即称中华帝国亦无不 可”，郑听后揣摩此说为徐良所荐，内容沿袭康有为的旧说。于是他说：“俟他日讨论此事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逝世，溥仪初欲赐恤，但郑孝胥加以劝阻，说：“德宗赍志抑 郁以终，实受康有为之害。戊戌之狱，他日当付朝议定之。”听了劝阻后，溥仪遂罢。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清室曾派刘骧业、郑垂（郑孝胥之子）前往东北与日本人商量“ 满蒙独立”事宜。事变爆发后，又派人到东北抓紧协商。当时一些清室旧臣迫不急待，罗振 玉、周善培等人敦促溥仪颁布手谕，而郑孝胥却表现沉稳，静观时局。他对溥仪说：“天时 人事辗转相乘，至有今日，愿以定静处之。躁进者，必损盛名，宜以敬慎相戒。”但是，溥 仪仍然不能沉稳，手书驻津日本军司令部。10月22日，日本驻津副领事来访，告郑孝胥说： “日本司令部已得到溥仪亲笔信，云‘居津不安，恐有危险，仍欲离天津，请设法保护’。”郑于翌日面见溥仪，奏言“但处以静默可矣”。但是，满州国是日本侵略军导演的一场闹 剧，演与不演已由不得清室了。在日本军的逼迫下，1931年11月11日，郑孝胥与溥仪乘日本 军舰比治山丸号由塘沽逃往东北，走上了卖国求荣之路。就在郑孝胥离津前的10月19日，他 还应邀参加中原公司召集的“九九重阳”中原酒楼登高会。当时他赋诗一首：“登高已复七重阳，从径壶餐岁月长。何事与人说时命，残年犹遣待苍苍”。自1925年随侍天津已历七年，但后来的命运如何?他也茫然不知，这首诗也可算作他在天津的一段总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