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相平生事迹之回忆　　　 　　此时，未附逆之吉军各旅长如邢占清、赵芷香及在哈埠的原吉林警务处长王之佑等，给张氏来电时，都用明码“崔晓峰弟鉴”字样，再用暗码“固密”两字，随后方叙正文。当诚允代理吉林省主席设省政府于宾县时，曾电张氏调我去任省政府会计科长之职。张氏因我未就伪职，潜行来平，并化装护送其眷属到津之事，曾风遍吉林全城；同时，各旅长等来电，均由我转交张氏，因而日军曾到我在吉林的住宅大肆翻搜，日伪对我怀恨，深恐沿途发生意外，未敢令我前去。复电以崔在行辕主管庶会事务，不能浅开，可另委个等语。 　　(五)“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尚未成立伪满洲国时，日本以张氏声望素著，具有号召军民力量，拟利用为傀儡，乃派吉林道尹蔡运升来津，饵以东三省政权悉交张氏主持，并派轮船前来迎接，张氏坚拒不去。 　　一九三三年张作相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同年二月，日军以八个师团及一个骑兵旅之兵力，大举侵犯热河。张作相任华北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军团总指挥，督师抗日，所有万福麟之第四军团，汤玉麟之第五军团，刘翼飞上将总指挥所部之挺进义勇军，以及孙殿英、刘桂堂、冯占海各军，山西赵承绶之骑兵军、张廷枢之步兵师、黄显声之骑兵师等，统归其节制指挥。张学良、宋子文会同张作相一同赴热。翌日，张、宋令由张作相领衔，凡师长以上皆列名通电抗日。张、宋随即赴四平，张作相留热河与汤玉麟等布置防务，准备进军。日军阅通电后，立即大举进攻，迨战争紧张之际，右翼防区之万福麟部将凌南、凌源防地相继失守，一直退到长城之喜峰口内，致汤玉麟、孙殿英等左翼防区敞开大门，大受威胁矣。日军来势甚猛，进逼承德，而汤玉麟军早巳开到朱录科至黑水之线，孙殿英军在赤峰。是时，刘翼飞部尚在张北，刘桂堂军、赵承绶军及黄显声、张廷枢两师均未开到，承德防务空虚，总司令部有被俘之危险。左右人员急劝张氏撤离承德，而张氏抱定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意志，坚欲亲赴前线督师死守。旋以各路军队战事失利，纷纷后退，而日军乘势追击。承德已濒危殆，左右人员乃强将张氏推上汽车，迫令开驶。不久，承德即陷落。张氏到达古北口时，黄、张二师才开到，遂一面督令堵击，一面令将械弹及军需物资在西直门装上火车，运至张家口，以便休整军队，再行抗战。此时，南京政府因东北军抗战失利，始派关麟征部来古北口接防。蒋介石到保定，电召张学良往晤，逼令下野，由何应钦继任，未几，即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 　　不久，日本侵占华北成立伪政权，又拟将华北交张氏主持，俾与伪满联成一气。事经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代为答应，乃派伪满财次洪维国同日本人风旗顾问和一大佐(大概是本乡大佐，年久记不清楚)来津面邀，威胁利诱，张氏婉为拒绝。追其走后，我和李尊亭去见张氏，张告以被邀婉拒经过，言下极为不满洪之为人，并对张景惠深感遗憾。 　　张氏鉴于此种情况，果如杨杰之所言，东三省沦陷既成事实，热河问题由外交途径解决，且先令东北军抵抗，迨失利后，又迫张学良下野。际兹国难当头，仍一味排除异己，摆布阴谋，张深感不满，遂愤而辞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及第六军团总指挥本兼各职，下野居津。因此，当何应钦有一次来津时，曾亲来拜会，张作相托病不见。虽何应钦一再要求于病榻前一晤，而阍者多次往来回报，何等候多时，终以有病拒与会晤，何应钦亦无可如何。嗣后，南京又任命张氏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亦电辞不就。 　　在敌伪屡拟利用张作相，威胁利诱迫使其合作时，南京对此深为疑惧，惟恐张氏一旦甘心附逆，影响巨大，乃派蒋伯诚来见张氏，窥伺心情动向。张氏当将敌伪胁迫详情谈明，并表示决不做此附逆叛国之事。从此，南京政府洞悉各情，未再派人前来窥测。 　　约一九四二年，汉奸洪维国又来见张作相，拟请其再度出山，担任华北防共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复遭张氏严词拒绝，扫兴而去。其后，洪又会同伪满实业厅长孙抚宸，借词诳携巨款来津，游说张氏反蒋与日本合作，饵以华北全局重任，请张氏主持，并说日本退出，不加过问等情，纠缠多次，均经拒绝。彼等无法回去复命，遂矫用张氏名义领衔，率领东北军各将领通电倒蒋，历数蒋阎执政以来祸国殃民之罪状。洪等企图以此迫使张氏不能在津立足，期与日本合作，同时借以报销该款，以了责任。蒋氏阅电大怒，立令何应钦，就地将张氏处死。幸而何之为人稳健，曾电嘱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密查。于派民政厅长魏鉴来见张作相，张发现魏鉴似有难言之隐，遂坦然曰：“镜如(魏之字)，你是我的旧属，来为何事，可即明言。”魏始说出颠末，方知事为洪等捏造，魏回明于学忠，转告何应钦了事。以后，日本及伪满屡来恫吓，又在张氏住宅贴上封条，而张氏仍然拒绝，始终不屈。 　　在抗日时期，当阎锡山处于内无南京方面援助，外有日本兵力威胁利诱、迫使合作境地时，阎犹豫不决，曾派秘书长贾德耀来津向张作相请教。张氏告贾：“我与百帅是没见过面的把兄弟，这话我很难讲。不过，我的意见是中国人要做中国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人向无信义，一上了圈套，就很难摆脱。”贾回达张氏意见于阎，即与日本断绝往还，决计抗日。 　　约一九四三年，日本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为迫使在野要人下水，暗示伪华北政权傀儡王揖唐，在北平演戏设宴，柬请各在野要人前往宴会。前清总督张坚白被邀未允，遂被日本宪兵传去。前农商总长王乃斌由子少溥扶护前去。伪天津市长温世珍曾多次奉命面邀张作相，张坚辞不去。我等在旁劝之：“不去算对，不必严词得罪，免出身边之祸。可以托病，致函婉谢，似较万全。”张氏谓：“相隔二百四十里请客，难道准得去吗?等他宪兵来传吧，我的臭皮囊早已置之度外了!”同时又以王揖唐之行为卑鄙，不肯与之联系，后由住平之旧属宋寿山持名片托病谢绝。 　　(六)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南京政府特派张作相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我等去见张作相，张曰：“蒋之为人，我很不愿和他相处。不过，我的家庭上下七十多口，生活很成问题。借此出关，办理前被敌伪没收之房地产，以便维持生活。”故其每年去沈阳，着手办理申请发还私产。当锦州解放战争时，张氏正在该处办理没收之房地产。当时，南京政府曾电其前往南京，而张氏却回电托故不去。嗣在解放战争紧张之际，南京电范汉杰转嘱张氏去南京，亦托词拒绝矣。锦州解放，张氏被俘，颇承解放军礼遇，派人用汽车由热河草道护送回津。一路为防蒋机轰炸，昼宿夜行，送到石门车站，换乘火车返津。张对家人极赞解放军之伟大高明。南京方面知其回津，又委为国民政府国策顾问。并令去南京，而张氏仍置之不理。由于张氏未去南京，前东北上层军政人士如王树翰、米春霖等人，亦均未前往。 　　天津解放初期，张作相病死于天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