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铭（1908—1983），字西卿，奉天（今辽宁）海城人，系张学良之二弟。1928年入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返国，就职于东北军。1930年10月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931年4月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张学铭在任职期间曾两次粉碎日本特务操纵的天津便衣队骚乱，维护了地方治安。“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铭和他的留日同学、天津市保安队队长王一民一起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天津治安形势和日军的活动情况。返津启，张学铭遵照张学良的指示，会同河北省主席兼东北军第二军军长王树常提前实施冬防，加强戒备。事变发生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扼浩平和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天津制造暴乱。他们收买了流氓、赌棍、大烟鬼二千多人组成了天津便衣队，由日本人出钱、发枪，并委任李际春、张璧、袁文会、石友三等为军政头目。11月8日，这群民族败类由日租界的万国公寓、大同公寓出发，在日军掩护下，袭击国民党的公安局、市政府和省政府。早已潜入中国管辖区的便衣队则分别从南市、万德庄、南门外、广开及河北一带策应；日租界的日本警察、宪兵在日租界边沿向我方射击，为便衣队吆喊助威。当晚便衣队攻占了靠近日租界的南市警察署一区六所和驻海光寺二区六所及河北电灯房。张学铭事先已得知暴乱的消息，他指示以东北军改装的天津保安队进一步做好戒备，于11月9日凌晨击退了便衣队的进攻，夺回被便衣队占领的地方。这帮乌合之众组成的所谓“第五纵队”（便衣队）狼狈逃回日租界。 11月26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便衣队暴乱。当晚9时，在日军机关枪的掩护下，便衣队又从日租界海光寺附近袭击中国保安队。日军在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等处架设大炮，袭击国民党省、市政府、公安局、电话局等处，妄图配合便衣队，搞垮天津国民党政府。由于张学铭早已指示保安队作好布防，所以这次暴乱很快被击溃。
　　抗战期间，张学铭的大部分时间闲居于香港与欧洲，后曾移居南京。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中将总参议。平日，一身将军服，领章金板双花，十分神气。在鸡尾酒会上，他非常活跃，能吃、能喝、能玩，大家同他开玩笑，称他为“总餐宜”，他笑着说：“我无议可参，何不‘餐宜’？”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张学铭居于天津。1950年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给他一个读书的机会。不久，他进入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返津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间，他不辞辛苦，到处奔走，为公园购进了不少珍贵的动物和奇异的花卉。当时香港的一家报纸奚落张学铭，说他从市长宝座跌入园丁泥坑。张学铭理直气壮地说：“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园丁，大惊小怪的是那种无知的人。”1954年张学铭委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上钊先生致函毛泽东主席请求为公园题字，同年9月19日，毛主席复函并附亲笔书写的“人民公园”四个大字。张学铭万分高兴，立即制成匾额，悬挂在公园正门上方。这四个黑底金字，笔势豪放，笔力遒劲，挥如泼墨，气贯长虹，耀人眼目。据说，这是毛主席亲笔为国内园林公园题写的惟一匾额。
　　张学铭后任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市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员等职。张学铭一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和夫人朱洛筠全家迁往北京，住在东四八条其老岳父朱启钤的家里，受到保护。周总理和邓大姐曾亲自到家看望，并与他们合影留念。后因林彪一伙制造“东北军”案，张学铭含冤入狱，1973年才平反出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常委。1983年4月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
　　张学铭住宅坐落于英租界香港道（今睦南道50号，市房产总公司），建于1925年，是一所宽敞的庭院式住宅，大门坐北朝南，占地1756平方米，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1931年张学铭以大福堂名义购自郑织之房产，总布局前为主楼，是一幢二层带顶子间的西式楼房，后为辅助用房，主楼前有花园，占地一亩多，植有草皮。从院门通往主楼和汽车房是一条四十多米的甬道，铺以淡紫色的地面砖，道旁植有一排低矮的冬青树。主楼首层设有带暖廊和花室的大厅，并与宾客卧室、餐厅、舞厅、乐坛、厨房、卫生间和楼梯间相连。大厅内采用彩色拼花玻璃提拉通天窗采光，门窗和地板用上等硬木制作，顶棚和柱子带有装饰灰线。餐厅内设有装饰考究的壁炉。餐厅和客厅由高大木拉门连接，在举行宴会和舞会时将门推入墙内，以扩大空间。餐厅内木制护墙板局部有木雕花纹，以暖色调为主。二层设有卧室、会客厅和两个卫生间；木结构的顶层大阁楼作贮藏室用。后楼系二层条式小楼，原是佣人房间及家庭教室等。汽车房设在庭院东南角。外墙采用紫红色机砖砌筑，多坡筒屋顶，建筑立面比例和谐。张学铭在这里长期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