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袁世凯 　　一、我家与袁家的关系 　　我家原籍安徽定远，曾祖父何廷楷，清道光年会试，中翰林二甲，道光十八年进翰林院，放学差，曾任工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光绪五年死于河北省顺德府。祖父何维楷，清末举人，先放江西臬台，后放甘肃藩台，死于甘肃任次。父何仲璟、伯父何颐臣，系盐商。庚子年全家由定远逃出，辗转到了山东济南。时袁世凯正在山东任巡抚，他为讨好帝国主义，派兵镇压了义和团，把义和团挤到直隶境内活动，山东省得以安定一时，我家遂在济南按察史街建宅安居。伯母周氏与袁家本有亲谊，平日过从甚密，由她作媒，将我大姐何慎基与袁之四子袁克端作亲，光绪廿七年在济南谈定，民国三年在北京正式结婚。袁当时任总统，军政显要无不参与其盛，何仲璟与袁宫保结为儿女亲家一事，遂传遍当时。 　　因为我家与袁家是姻亲，我父何仲壕虽未置身宦海，但袁对之极为尊重，是袁认为可以促膝交谈的座上客。我也不断随父到袁家看望大姐，与袁家后辈交往甚多，在父子两辈亲谊下，自幼就听到或遇到许多有关袁世凯的事。现就记忆所及，拉杂写出，俾供参考。 　　二、袁之出身及其家族 　　袁世凯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河南新州府项城县人，后移居彰德府安阳县(洹上村即在安阳)。他的伯祖父袁甲三是李鸿章淮军的统领，袁凭藉这种关系，投效淮军支系庆军统领吴长庆。清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政变”，袁随吴到朝鲜。他善于逢迎权势，深得淮军首领李鸿章的赏识，吴长庆被调回国后，李鸿章就派袁世凯接统庆字营，后又保荐他任驻扎朝鲜的全权代表。在此期间，与后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朝鲜结下深厚友谊。 　　袁荒淫好色，在朝鲜讨了三个老婆，前后娶作妻妾的有十人之多，其余野草闲花尚不计其数，故只活到五十八岁即丧命。 　　袁的元配于氏，生长子克定；大妾沈氏，江苏崇明县人，妓女出身，经袁之友人购赠；二妾吴氏，三妾金氏，四妾闵氏，皆朝鲜人，系袁驻扎朝鲜时，为朝鲜闵妃所赠；五妾杨氏，天津宜兴埠人；六妾叶氏，江苏镇江人；七妾姓氏不详，早故；八妾刘氏，江西南浔人，妓女出身，由袁重金买来；九妾刘氏，天津人，原系五妾杨氏的使女，被袁纳为妾。 　　袁有子十七人，计：长子克定，次子克文，三子克良，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 九子克久，十子克坚，十一子克安，十二子克度，十三子克相，十四子克捷，十五子克和，十六子克藩，十七子克有。女十五人，计：长女子垣，次女子昭，三女子蕴，四女早夭，五女子颖，六女子桓，七女子惕，八女，九女早夭，十女子慧，十一女子琦，十二女子霭，十三女子经，十四女子裕，十五女早夭。除大妾、七妾未生育外，其余都生有子女。 　　三、小站练兵，培植个人武力 　　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政府鉴于旧式湘淮军不足以支撑危局，决定改练新军，遂分批派青年到外国留学，学习军事知识及军事技术，并在国内各大城市设立各级军事学校，如武备学堂，讲武堂，陆军小学等，以新军代替腐朽的旧军。袁世凯因为得到西太后及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的赏识器重，被派到小站，主持训练新军。 　　天津小站，原是李鸿章淮军驻兵屯垦的地方，二十余年曾两次引水未成，耗款不赀，第三次才把水源引来，而淮军已涣散不堪，无力从事屯垦了。一八九五年十二月，袁世凯以督练新军名义，接统了驻在天津小站的“定武军”，将原有的四千人扩充为七千人，改名“新建陆军”，正式设立新建陆军督练处。袁发表徐世昌为新建陆军督练处参谋，又委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王士珍为工程学堂总办兼工兵统带。冯、段、王三人，就是后来所谓的“北洋三杰”。北洋派中显赫一时的曹锟、王怀庆、段芝贵、陈光远、卢永祥、孟恩远、雷震春、陆建章等军阀都是小站旧军将领，其它如姜桂题、倪嗣冲、张勋等也是受袁节制的旧军将领。这些人都是旧军阀，根本没有新的军事知识。袁认为这些人比出国留学的洋学生可靠，把他们网罗在手，委以重任，藉以培植个人势力。 　　一八九九年，清廷为镇压义和团，调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一九O一年李鸿章于签订《辛丑和约》之后病逝，西太后为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报密有功，乃调任袁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到天津时，清廷正在金钢桥旁为西太后修好行宫，这原是为她来天津阅兵而建的，后清廷把它拨给直隶总督衙门。袁世凯下车伊始，正愁原总督衙门房屋破旧，无法使用，有此新址，正中下怀，遂即把直隶总督衙门的大牌匾由鸟市原址移挂到金钢桥旁建而未用的行宫大门外。他为了陪衬总督衙门的环围声势，修建了金钢桥，开通自官银号、大胡同至河北北站的大马路(即中山路)，解决了中国官吏及商民至北站上、下火车之便(过去必须通过租界才能到老龙头车站上火车)。 　　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一九O二年又被任命为练兵大臣，在保定督练北洋常备军。袁为了避免清廷贵胄的嫉妒，请出庆亲王奕劻为练兵大臣，自己则退居为会办大臣。到了一九O五年，编成了北洋军六个镇，兵额达六万余人，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他还派赵秉钧在北京、天津等地推行巡警新政，开办警察学校，把清廷的警务大权也抓在手里。天津当时经常发生“混混儿”争脚行、抢码头、群殴械斗的事，屡出布告禁止，不能生效，袁乃谕令警察厅严于缉办，除对杀人犯立予格杀示众外，对持械群殴经常滋事者，一律捕入监狱，永远监禁不释。这一雷厉风行的惩治，确实把天津的“混混儿”的气焰给压下去了。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