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则久与天津国货售品所　 　　售品所以“爱人、惜物、忠事、守章、耐久”为所训，经常教育职工“干工作要靠长功夫，只有把你的全部精神贯注到工作中去，工作才能见效。”又说：“卖货场就是戏台，你一上台就要服装整洁，精神贯注，态度和蔼的招待顾客。”并定期举行现场表演，如算帐、收款、叠布、量尺、包装、递货等基本功，以资观摩，互相学习提高。宋在所内除经常观察市场动态、商品陈列外，对职工的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也留心观察，发现问题随时纪录，根据情况进行批评或表扬。所有人员对一切规章制度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犯。一律不许吸烟、饮酒，不许沾染嫖、赌、吸食鸦片等不良嗜好。在一般生活上则比较平等，如伙食不分级别，吃饭座位不分上下，作息时间一律，不分早晚。除总理外，其余人员均在所内住宿，结婚者可每周家宿两次，有私事可以请假外出，考勤自行签注。 　　随着利润的增长，工资福利待遇也比初办时优厚，除经副理外，工资按年逐级增加，按职务级别无偿或半价发给毛料或布料制服。职工本人及家属免费看病，并备有常用药品，定期检查肺部，高工龄的每年可免费去香山别墅休假十日，每年约五十人左右。春夏有时组织旅游。职工结婚与父母亡丧除企业送礼外，公司全体同仁送礼一份，由企业报销。备有淋浴设备，理发费用报销。自一九三三年起，董监事及创办人让出红股半数，设立退养金及抚恤基金。退养金根据服务年限长短（从十年至四十年），付给规定的金额（从二百元至四千元），年满六十时一次付给，前后领取的约十人左右。抚恤金留给死亡及职工服务满十年未到退休年龄致残而家计不足者使用，以维持生活，至能自立时停止。 　　天津商业企业原无雇用女店员的，一九二四年该所曾聘请邓颖超、刘清扬等同志为义务顾问，经采纳她们的建议，招收女店员十人，开天津市雇用女店员的先声。 　　宋则久是一九一七年加入基督教的，同年任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执事，一九一八年任基督教联合会干事，一九二一年创办基督教救国会。基督教对他的思想影响非常之深，所以在管理售品所时，也以基督教教义为指导工作的中心，贯串于各种规章制度之中。例如，他在规章意义的说明中说：“本规章皆准基督教道理而定。”又说：“职业、教育、宗教系人格三要素”，“技能、知识、道德、事理系人才四元素”，“本规则系造就完全人格、人才，使同人学识充足，品行圣洁。”对职工的加入基督教与否，虽无明文规定，但在七十五种规章之中，就有五种完全属于宗教活动的，如查经班、拜神、圣餐典礼、灵修会等规则。从一九二五年起每周休业半日，作宗教性聚会，在春节后，召开同仁家属传道会。更有一条重要规定作为利用宗教控制职工的手段，即凡提升经副理主任的，必须是真实的基督教徒，而且规定这些人只能由本所人员逐级提升，这就给职工造成为了提升也不能不加入基督教的必然的趋势。所以工商界中有人说：“作售品所的事，要按规章办事，按圣经想事，要做到一手拿规章，一手拿圣经就行。”可见其控制之严和影响之深，这也是售品所的一个特点。 　　七、宋则久的其他社会活动 　　宋则久一生的事业，是以经营售品所为中心的，在商业经营上积累了不少经验，除售品所的各项规章制度，由他本人制订而外，还写出了不少有关商业经营方面的文章和著作。计有《商务修身浅说》、《买卖法》、《白话珠算讲义》、《中国新簿记法》、《售品所授徒讲义》、《宋则久论著》、《十年商业进行策》、《实用经济学》等。他的这些文章和著作，公开印行发售，对传播商业知识，培养商业人材，均起了一些作用。 　　宋的爱国活动，主要是在“五四”运动时期，通过售品所的活动而突出表现出来，已如前述。但宋本人以及通过售品所的社会活动，并不完全限于售品所本身，而是比较广泛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也有不少是以围绕售品所的宣传和业务而开展的。 　　还远在接办工业售品总所以前，一九○四年官立考工厂成立时，宋曾被聘为考工厂议绅及考工审查员，参与实习工场产品的生产及质量审查。一九○六年天津工商研究总会成立，宋任会长。一九○八年任南洋劝业会天津府调查员及直隶协会评议员。 　　鉴干我国从事商业人员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一九○二年即曾办商业半夜学堂（业余学校）三处，以供一些商业人员学习。一九二一年在天津和武清两地，设立通俗学校十二处，这些学校的经费由售品所负担。另外，宋自己出资办了私立宋氏小学六处。这些学校都设立在缺少学校的地区，设立的目的，既为了扫除文盲，也附带着宣传提倡国货的重要意义。 　　为了支持爱国行动，一九一五年即曾创办救国储金会。为了提倡实业救国，一九二一年又任天津国民实业储金会会长。 　　此外，在一些慈善团体，如广仁堂、育婴堂、贫民救济院等单位，均曾担任职务和捐赠款项。一九二○年曾与华洋义赈会合作，向河南等灾区运送赈品，担任天津华洋义赈会董事。 　　除以上这些社会职务外，一九一一年曾任天津城董事会董事，一九二四年任天津市总商会董事。 一九四○年该所经副理六人将共同应得的红利捐出，接办了河东小王庄养正学校小学，一九四一年又增设中学班。 　　一九四一年由售品所出资，协助结核病医师郭德隆在法租界巴黎道（今吉林路）青年会，设立了一个结核病专科诊所，一九四二年迁至马场道，因社会需要，又于一九四七年与东亚、仁立等六个企业共同出资，资助郭德隆及结核病医师朱宗尧接办了英租界董事会的传染病院，创办了天津市第一个结核病院，即解放后的第一结核病防治院。北平的结核病防治机构，也是由售品所北平分所资助成立的。以上两处，售品所人员检查治疗费用由企业报销。 　　宋与天津知名人士严范孙、张伯苓、林墨青、赵幼梅等相友善。驻上海时与黄炎培经常接触。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非常崇拜，曾著有《民生主义研究的贡献》一文。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宋曾召集售品所全体人员在所内开追悼会，以表崇敬。 　　一九二七年宋则久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八年冯玉祥在河南时，曾约宋前往，赠以十万元，作为一九二六年所受损失的补偿，宋不肯接受，并建议以此款设立经营国货商业机构，冯欣然同意，乃委宋为总经理，开办了开封国货商店。同时，请宋出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工商厅厅长，在职二年期间，仍以提倡国货为主要工作，并参加了河南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等组织的活动，一九三○年因政局变动返津。 　　宋个人生活极为简朴，一向主张勤俭节约，以身作则。一生不作寿，婚丧事不收礼、不请客，管理售品所也一向本着这个精神办事。 　　一九三一年后，居北京香山，对售品所的事务，不再经常在所内亲自管理，但仍有时来津或函询经营情况，当面或通信予以指导。一九三七年避居法租界，解放后又回香山。周总理曾委托当年“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刘清扬同志去香山看望宋，并约他进京参加政治活动。但因他对共产党有不正确看法，曾写过《共产主义的批评》一文，认为共产主义对中国不适用，再加以长期隐居，不问时事，等于与世隔绝，对社会的变化情况，对党的工商业政策和对资产阶级政策，缺乏正确而完全的了解；又兼年老体弱，未能成行，从而对周总理的希望与号召，未能做出积极的响应。 　　有老友杜芝良先生为了使宋了解现实情况和党的政策，曾邀他到北京市内观光，并为之介绍讲解。宋观光后，召集售品所副经理去香山嘱咐说：“共产党办的都很好，所说的所办的都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应当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一九五六年一月病逝干香山，时年八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