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与天津
三、脱离政坛，寓居天津
曹锟，吴佩孚拥黎元洪二次复出，目的并非真心护法，而是想借黎元洪缓和日益紧张的南北对峙，藉此发展自己势力，最后达到武力统一中国之美梦。黎复出后因所行之事不符合直系军阀利益，故直系开始逐黎下台。1923年5月曹、吴威逼黎元洪下令讨伐孙中心，遭到黎的坚决拒绝。
6月，在曹、吴的唆使下高凌尉等直系阁员集体辞职，使北京陷入无政府状态。接着曹锟又策划武装军警以索饷为名，行“逼宫”之实。然后又有所谓公氏请团千余人包围了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的住宅，进行示威。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使手无寸兵的黎元洪束手无策。黎被逼无奈只好决定离开北京返回天津。
黎元洪乘专车赴天津，途经杨村时，被直隶省长兼第23师师长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率武装人员将专车截住，在车上逼迫黎元洪交出总统印信，辞去总统职位。黎返津原想在津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不想却给曹锟等人造成逼黎下台的机会，于是演出了一场“夺印”的闹剧。黎元洪在车上被逼无奈，只好电告留在北京的姨太太危文绣将五颗总统印信送交国会。交印后，事情犹未完结，经直系津，保派要员紧急磋商后，又逼黎元洪在致国会，国务院及北京各外交团的通电上签字，通电内容是，宣布辞职，所遗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黎看过电文后，一边冷笑签字，一边自言自语道：“这种电报有什么用处?真是天大的笑话。”直至此时，经过—卜二个多小时折腾，这场闹剧才算收场。
此后，尽管黎元洪立即通电否认他宣布辞职的通电，并要求惩办王承斌。但参，众两院在津，保派议员的控制下，在到会人数不足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以半数通过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的议案，实现了曹，吴逐黎的目的。黎元洪至此才明白自己又一次被军阀们捉弄了。
黎元洪返津后，在部分南下的北京国会议员屡屡电邀下，于9月乘日轮抵达上海。原准备组织一个新政府，但因各方意见不一致，而未成功。这时孙中山先生派汪精卫赴沪欢迎黎元洪去广东，黎元洪再三考虑后，决定东渡日本，同时函谢孙中山之邀。11月黎乘船赴日本，黎在日本期间，除休养，游览外，未有任何政治性活动。黎在日本受到华侨及各界友好人士的款待，当时有人怀疑黎为日本政府所利用，黎返津后特意召开记者招待会，声言此次旅日一切费用均为自费，与日本政府及官方人士无任何往来。自此以后，黎结束政治生涯。息居天津，一心从事实业投资活动。
黎元洪投资新式厂矿企业总计达四·卜五个之多，除中兴煤矿公司投资较早，数额较多外，还有六河沟煤矿公司，磁县怡立煤矿公司、中原煤矿公司，湖北石膏公司、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化学公司，山西大应广济水利公司，中美实业公司，东北兴林公司，上海华丰纺织厂、山东鲁丰纱厂，东北兴华面粉厂、天津民丰面粉公司，山东华兴造纸厂，此外黎元洪还投资于金融业，如黄陂商业银行，震义银行(该行与意大利合办)、劝业银行、上海永亨银行、上海中南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等都有黎元洪的资本。黎还曾担任过上述一些企业的董事长，如中兴煤矿，中美实业公司、震义银行等。黎元洪很崇拜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他认为实业救国才能使中国富强。因此他脱离政界后，一心致力于投资实业，甚至不惜借巨款来扶持民族企业。例如他为了办中兴煤矿，曾向华北银行借了巨款，至1924年结算时，竟欠银行本息近三十万元。而华北银行此时见黎已失势，拟诉诸法院追索。黎元洪无奈，只得将北京东厂胡同房屋变卖给中日合办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这样才偿清了欠款。另外黎元洪还投资兴办教育，除前文已提到的外，黎还在武昌筹办私立江汉大学，并拨中兴煤矿股票10万元作为建校基金。后来此项基金及校产均移捐给武汉大学。
1924年12月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乘船北上，途经天津时，在天津休息数日。此间孙、黎互相进行了礼节性拜访。黎元洪曾设宴招待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但因孙中山先生突然发病不能前往，故由夫人宋庆龄代表出席。孙中山先生在津养病期间，黎元洪曾多次前往张园探望，对孙中山先生的病情非常关心。孙先生移居北京后，黎也曾多次派人赴京探望。1925年2月12日孙中山先牛不幸病逝，黎元洪甚感悲伤，在自己私宅中设立灵堂祭奠孙中山先生。
冯玉祥驱逐曹锟后，段棋瑞暂掌北京政权。段曾邀请黎元洪再度出山，黎复电谢却之。不久段又派专人前往天津迎黎，黎坚辞不就，殴只好作罢。1925年张作霖联合吴佩孚击败了冯玉祥之国民军，不久又撵走了段棋瑞，之后，张，吴协商复拥黎元洪出任总统。黎因记取两次被逐之惨痛教训，坚决不肯再次出山，对张、吴置之不理。
“五卅”惨案时，黎元洪之长子黎绍基正在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为声援这次罢工运动，推黎绍基为后援会募捐组组长。黎元洪得知此事后深予嘉许，除自己出资捐助外，还亲笔函介黎绍基前往拜见顾维钧、杨以德、鲍贵卿等名流，故使黎绍基在三日内募得一万一千余元，大大超过了预计数目。
黎元洪平日喜欢书法，寄居天津后更是乐此不疲，因此各方求书者甚多，他无不应之。1929年8月黎元洪，应无锡亲友之邀本欲赴无锡畅游，因身体骤变，血压升高，故未成行。但他应无锡梅园主人之请，书写了一副对联赠予梅园主人，其词云，“梅放满园春，欣看四周山色，万顷湖光，景逾辋川别业，诗吟小香雪，媲美三经黄花，千林红叶，闲情似邓尉高风。”黎不仅喜好书法，还非常好客。1926年世界青年会组织来津，约有两千人之多，黎元洪热情接待，并为每人备茶点一份。另外，每逢元旦，圣诞，黎元洪总是在公馆举行庆祝招待会，宴请各界人士、亲朋好友及外国友人。黎很愿意与美国人交朋友，例如美国木材大亨罗伯特·大莱就是其中一个。大莱每次来中国，总要去看望黎元洪。另外美国钢笔大王派克也曾专程拜访过黎元洪，并特制一支朱砂色金笔送给黎元洪，还请黎用这支笔为其签字留念。英国报业巨子北岩公爵也曾到天津拜访过黎元洪。
1926年10月下旬，黎元洪突患脑溢血，经名医会诊治疗，至年底病情大为好转。次年清明时病情已基本恢复，并能独自出外散，甚至偶作郊游。1928年初夏，黎前往赛马场去观看赛马，突然旧病复发，晕倒在地，即请总统府医官及名医会诊，但终至卧床不起，几经医治无效，十1928年6月3日病逝于天津英租界寓所。黎元洪在临终前曾告诫家人：“丧葬要从简，戒诸子今后从事生产实业，毋问政治。”
黎元洪临终前留有致国人遗电，谆谆告诫国人以精神、道德，礼教为重，并对中国政治提出八项主张：
(一)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 (二)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 (三)调济劳资，应适合全民心理与世界经济趋潮，统筹兼顾。
(四)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 (五)正德、利用，厚生不可偏废，毋忘数千年立国之本，精神，道德、礼教，当视物质文明，尤为重要。
(六)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七)参酌近今中外情势，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
(八)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以法治范围全国。
黎元洪去世后，国民政府下优恤， 为黎元洪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并举办了规模浩大的出殡仪式。出殡后黎元洪的灵柩停放在天津特一区黎氏容安别墅，此原为黎元洪旧居，后建西式坟墓。1935年11月24日南京政府在武昌土宫山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参加葬礼者约五万余人，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南京政府下令当日全国志哀，一律降半旗，并停止娱乐活动一日。作为民国的开国元勋，黎元洪似乎到此时才享受到了总统应有的待遇。
后 记
我的母亲黎绍芬是黎元洪的长女，因她自幼在黎元洪身边长大，而又无总统小姐之骄娇二气，并勤奋读书，因此深得我外祖父的钟爱，并常派她出去办些事情。母亲在美国留学期间，及去欧洲旅游时，常把她在欧美一些见闻通过书信详细介绍给我外祖父，当时外祖父对西方的一些文明十分感兴趣。母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我外祖父非常高兴，曾设想在武昌成立—个学院，让母亲担任那里的女生部主任。但因北伐战事未能实现。由于我母亲经常在外祖父身边，故对外祖父事情知道较多，她生前很想将这些事情写出来，以留予后人做参考。但因那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虽然她写了些，但也未能完全如愿。我为了完成母亲这个遗愿，现将母亲和大舅生前讲述的一些真实情况，根据我的记忆和记录，又访问了母亲和大舅其他的生前友好，写厂一篇关于《黎元洪生平》的文章，现在所发表的即是其中一部分与天津有关的史料。由于我的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谬误之处，尚望热心读者给予指正为盼，我将十分感谢。
徐世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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