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达骧家与华氏是累代世交，并有姻联，达骧从10岁以来，在自己家和亲友宅第应酬场合上，常常见到此老。刘炎臣从1928年以后几年间，参加严范孙、林墨青等创办的国文观摩社，每周作文一次，华氏是被邀请评阅试卷的老师之一，与华氏有师生之谊。我们两人对其言论风采，以及出处行事，略有所知。兹就回忆所及，拉杂写出，以供参考。
　　一、生平黄金时代
　　华世奎的父亲，名承彦，字屏周，乡人称之为“老华五爷”，在家经营盐务，未出仕，性极爱好书画。往年张达骧在华家曾见到有署名屏周上款的团扇、摺扇数十柄，其中包括当时的名公钜卿如李鸿章、李鸿藻、翁同和、翁曾源、潘祖荫、孙毓汶和张达骧祖父张之万等人的作品，可见华承彦虽未曾出仕，而其交游却是很广的。
　　华世奎为华承彦的独生子，字启臣，号壁臣，晚年自署“北海逸民”。生于1863年(同治二年癸亥)，颇为乃父所钟爱，期之非常殷切，自幼督教很严，应对进退，全有矩度，故华世奎成就极早，一生学行，得力于家教为多。
　　1879年(光绪五年)华世奎16岁时入泮，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科拔贡，由内阁中书考入军机处，荐升章京(办事——满语)，在军机处当差。1893年(光绪十九年)，应癸已顺天乡试，考中举人，仍在军机处任章京。因擅长文移，办事得体，被提升为“答拉密”(满语领班之意)。这个“答拉密”职务，在清廷官场，多称之为“军机领班”，众呼“小军机”，但与领班的军机大臣，不可同日而语。清季军机处大臣中，年老不胜繁钜者为多，庶政势不能不倚重“答拉密”襄赞一切。京内各部、京外各省，遇有必须军机大臣题奏的事件，往往要恳托“答拉密”为之向各军机大臣陈明，统一意见。在军机处方面，全体军机大臣，如对各省督抚有什么指示机宜的官信，多由“答拉密”秉承各军机大臣的意见启稿书写。这项官信，都带天、地、元、黄若干号的字样，其内容乃是追补廷赍未竟之意，但有时也有廷赍所不便明言的内容，故用私人名义交换意见，当时通称这种信件为“内阁官信”。还有，各省道府州县各官的升迁调补，当事人为达个人目的，全要想方设法找门路向“答拉密”提出请求，“答拉密”根据情况，为之安排。不言而喻，“答拉密”这个差事虽小，在军机处内却可左右一切，自然地就能够收到文官自富的好处。华世奎精于翰墨，少年有为，故在他官居“答拉密”的年代，得心应手，深为各军机大臣所喜。
　　1911年(宣统三年)朝廷内阁改制，以庆亲王亦勖为首的亲贵内阁成立，在内阁设阁丞一员，华世奎由“答拉密”擢升为内阁阁丞。当时内阁协理大臣为徐世昌，徐是华世奎的表侄，两人交情极深。这时二人互相表里，华世奎乃得以左右逢源，称心如意地放手办事，内阁中附设的各局，莫不听命于阁丞，为华的马首是瞻。
不久，武昌革命军兴，被罢黜的袁世凯，重行膺命入京补授内阁总理大臣，袁与华世奎本属多年共事相知的故人，对华更加倚重，并规定阁丞官级为正二品，遂使华的位望，居然副相矣。此时可以说是华世奎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二、书写退位诏书
　　当辛亥革命风云紧迫时，袁内阁取得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同意退位之后，即命华阁丞书写宣布退位诏书。华世奎写好清廷退位诏书，把它装成一幅横‘匾；备匾亭一座，由太监抬入太和殿，请摄政乏载沣亲自监临，以成此隆重典礼，诏信全国人民。但没想到摄政王到场之后，竟提出了异议，他声明个人并不同意皇帝退位，认为这项沼书可以不下，他频频地连声说：“我看算了吧!算了吧!”四顾左右见无人响应，就又连声说了两句：“可以不必了!可以不必了尸然后自行出殿去了。华世奎看到这种情形，认为退位是既定之事，绝无有因为王爷—时之言，推翻御前会议决定的道理，当即按照原定步骤，让人把摆设退位诏书的亭子，抬出天安门，宣布了清廷退位。
　　三、始终忠于清室
　　民国建立后，华世奎因怀念“故主”，意态消极，乃借省亲，退隐津门，以示“忠于先朝”，“不做贰臣”的夙志。当时北洋政府当权，深知其才，力谋挽回，—时征召的信使，往返于京津，百般劝解，终无成效。华世奎从此自号“北海逸民”，度其超然鸣高的生活。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李石曾在北京参予驱逐溥仪出宫之役。事后，华世奎对李石曾极表不满，见人辄骂李是“文正孽子”，“李氏罪人”。因李石曾名煜瀛，系李鸿藻之子，鸿藻谥文正，故华发此牢骚以泄愤。
　　1925年，溥仪出京来到天津，住在日租界张园，华世奎常去“恭请圣安”，以示念念不忘“旧君”。但是，华世奎对郑孝胥是表示不满的。1929年，华世奎曾说郑孝胥在张园诳去宝石价值数十万元，勾结西人，意图创办《万国诚报》。并说郑孝胥视“张园”(指溥仪)为奇货，不定哪
一天，“张园”会被他出卖的。表明华世奎时时不忘维护“旧主”权益。
　　民国成立后，中国男人都先后把脑后的“小辫”剪掉了，而华世奎却自居例外，仍把他的那个小辫当做宝贝看待，不愿剪掉，以表示他对清室的“忠贞”。辛亥革命后不几年，华世奎方隐居乡里，他曾很有感触地在自己早年留着小发辫的照片上写了《甲寅自题小照》诗两首。其一：“荏苒年华五十强，浑如一梦熟黄梁。本来面目存真我，就是儿时华七郎。”(华世奎行七，晚年乡人恭称“华七爷”)其二：“田园株守作闲人，文物衣冠付劫尘。惟此弁髦难割爱，留同彩服寿双亲。”由此可见，他不愿剪掉小辫的顽固心情。
　　民国初年，南皮县张氏立姑、春姑二女因被天津西头恶霸戴富有骗婚，意图转卖，姐妹双双服毒自杀。“双烈女”惨痛事件发生后，天津好事者，感于这“双烈女”的“贞节”，给她们姐俩出了一场大殡，并立纪念碑，一个是“南皮张氏两烈女碑”，一个是“南皮县张氏双烈女庙碑”，全是华世奎“书丹”的。有趣的是“双烈女”自杀时是1916年，即民国五年，而华世奎在写年号时，避讳写“民国五年”，写的是“我皇清退位之五年”。
　　华世奎还反对学生们在做文时用新名词。1928年严范孙，林墨青在天津创办国文观摩社，华世奎被邀请为评阅试卷的老师之一。有一次他出的作文题是《四书》上的一句话“放利多怨说”。学生刘基汉(炎臣)在文中用了“需要”和“社会”等新名词，他在评卷时，认为不对头，在该生试卷顶眉上批写“‘需要’二字不入文”，又批写“‘社会’二字是新名词，入文终嫌不雅”。其头脑的顽固，可见一斑。
　　四、被称“中堂”趣事
　　因为华世奎曾任清末内阁阁丞，显赫一时，因此当他退居津门时，招出一段笑话。
　　当1926年，褚玉璞以直隶省军务督办兼省长，正盘踞天津。他为了博取礼贤下士的虚名，有时设宴招待所谓名流大老，吕海寰、严修、华世奎等多在被邀请之列。气次督署欢宴名流，吕海寰、华世奎应邀前往，当时褚玉璞对“华七爷”极尽推崇恭维之能事，让坐时称华为“中堂”，并言有“中堂”在，当然要请“中堂”坐首座。华世奎问道“谁是中堂?”接着说“有镜老(吕海寰宇镜宇)在，我不敢僭座。”结果让再让三，还是吕海寰坐了首座。席间，褚每向华接谈，必称“中堂”，华本人也未便再驳，其他在座各位，却莫不忍俊不禁。因此之故，华在知交中一时得了一个“华中堂”的诨号。按清代官场旧习，称大学士为中堂，而大学士又往往充任军机大臣。华在清末被称为军机领班，所以致有无知的褚玉璞误称华世奎为中堂的趣事。
　　五、发怪论说谐语
　　华世奎为人，虽极端保守，但颇以道义为重，在谈论人物时，常是怪论横生，且往往杂以诙谐，尽妙尽趣。如他在评述近代教育时曾谈过：“中国局面之坏，坏在两个人身上，前有张文襄(之洞)，后有严范孙(修)，把局面就弄糟了么!”因他不接受新事物，反对新教育，故发此怪论。实际说来，张乃华的老师，严乃华的亲家(华的长子泽宣为严的女婿)。华的信口而谈，无所规避如此。
　　1926年冬，清末尚书吕海寰病故天津，吕固为华世奎的挚友，华挽吕联云：“闭户闲居，多看几出文明新戏：趋朝行在，又少一个忠荩老臣。”因为当时吕海寰的女儿孟阁，以故为其丈夫盛宣怀之子盛聘臣所黜，正在丑声四播，华世奎遂以闭户看新戏之词以嘲之。
　　伪满洲国成立时，有人以华世奎为忠于清室的遗臣，特劝他向溥仪上贺表，他未为敌伪所诱，并出以谐语说，“掌柜的是旧人，字号改矣，可以不去。”闻者怃然而退。
　　1937年“七七”事变时，有人拟请华世奎出头维持天津的临时治安，他仍是未为所动，并说：“吾老矣，不能用矣。”以此却之。并私语人说：“风烛残年，蜡头无几，何必添彩。”其语言之有风趣又如此。
华世奎平生交友笃挚，坚刚有至性。他曾对人谈及，海内有最知己的朋友三人：—为嘉善的钱能训(干臣)，一为宁洲的朱家宝(经田)，另一人为肖县的段书云(少沧)。
　　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时，拟请华世奎为助，华因供职军机处，不能兼顾谢之，为之转荐钱能训。徐委钱为左参议，后来钱任国务总理，与华为生死之交。朱家宝任平乡知县时，正值庚子年义和团之役，他主剿不主抚，平乡境内竟肃然无事。不数年，累迁吉林巡抚，调安徽巡抚，民元后又为直隶民政长官，与华相爱如手足。段书云曾为清河道，为华的畏友。1923年到1924年之间，钱、朱、段三人相继故去，华世奎哀挽至痛，有过人之情。
　　六、华氏晚境
　　华世奎一生只于清末供职军机处，辛亥革命后，即未再出任，退居乡里，除参加友朋诗文酒会酬酢外，以鬻书自娱，自署“北海逸民”，过其安贫乐道生活。华世奎是近代天津书法名家，所写颜体字，功力极深，大自寻丈，小至蝇头，端楷正书，苍劲挺拔。使人感到大不散漫，而小不逼侧，坚刚之气，指挥如意。他生平为人写了许多牌匾和碑记、墓志铭等，在三津留下了不少可资纪念的文物。
　　华世奎著有《思暗诗集》，是其自咏和与友朋唱和之作，多抒怀明志，曾自端书印行，为其名贵之作。他谈到作诗，曾慨乎论及“穷不必工”和“不穷必不工”的见解。他说：“昔人云，诗必穷而后工。今余所处之境，穷之极矣，诗犹不工何也。可见文字美劣，仍视其学问，阅历何如。倘谓穷则必工，则乞儿人人李杜矣。虽然，穷不必工，不穷必不工。坐拥高赀，日奔走乎势利之场，摇笔即作牢骚之语，以冀掩其酒肉鄙俗之气，则是披孟尝之裘，而吹伍员之箫，吾未见其成声也。古人之言，岂欺我哉。”言为心声，从华氏之论诗文，足以窥见他的衷曲，而峻伟端炼，正与其书法同肖其为人。
　　华世奎作为名书法家，订有“笔单”，往年天津各南纸局多代收书件。每逢岁杪，兼润书扇，以所得润笔，资助贫寒。但多为其门人代笔，扇头必印小章“小直沽人”，因天津旧称“小直沽”，作为暗记，即凡印此小章者，皆属赝品。所写的擘巢大字，也有是别人代书的。他在1926年所写的日记自序里谈到：“人生遭际，变化无方。余生平碌碌无所长，惟遇事敢作，不畏难而阻，有所见敢言，不因势而诎。”又谈到：“……四十以前，由中书升入军机，累迁至阁丞，时未十年，侧身卿贰，何其易也。迨五十以后，双亲见背，家事丛集一身，日处忧惶枯灼之中，求片刻宽舒，而不可得，又何其难也。”这是他自述在宦海得意与退隐后为家务所困扰的大概情况。华世奎家本素丰，只因好义轻财，不善经营，致晚年卖字自给，时处困境，曾赋有《感怀》诗：“困守寒毡十七年，当年悔否饮廉泉。春衣典尽余尘桁，破砚磨穿亦石田。独恨此身穷不死，尽多同病苦谁怜。觉来又是晨炊近，检点囊中无一钱。”晚年一贫至此，但犹不时资助友朋。
　　华世奎于1942年春夏之交，故于天津里第。伪满“赐谥贞节”，其后人曾印出《华贞节公诗存》一本，内容乃华生前工楷手书的诗稿。
　　华世奎生前曾说过：“人死如烟，身后事，死者不负责。”所以他在临终时，未留遗言。终年七十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