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泉(1874-1937)，字筱庄、小庄、肖庄，天津人，中国近代教育家，我国师范教育的卓越前驱。
1896年在维新思潮影响下参加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1897年，考取京师同文馆算学预备生。1901年，在天津开文书局从事编校工作。1902年，在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当教员。同年，又协助严修创办天津师范讲习所。1903年由严修保送到日本留学，专攻速成师范科。1904年回国后，历任天津地区各小学教务长，并创设单级小学堂，并筹备天津教育博物馆。旋入直隶学校司，任职期间，拟订劝学所、宣讲所等章程，均付诸实施。1905年，任直隶学务公所图书课副课长，主编中国近代最早的省级教育行政机关刊物《直隶教育杂志》，并与高步瀛合编《国民必读》、《民教相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编著《国民镜》、《家庭谈话》等教科类图书多种。这些书都采用白话文，所以在民间非常流行，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声。1905年底，随严修到清廷学部任职，拟订学部开部之计划，改定中等以下学堂章程，主持组织图书局和编纂教科书的工作，官阶由主事升至郎中。又曾担任普通教育司师范科员外郎。1910年，升为学部实业司司长。 1912年7月，陈宝泉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并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约，出席“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参与民国初年教育改革，1912－1920年，陈宝泉任北京高师校长，上书袁世凯论述发展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主持制定《北京高师规程》、《北京高师五年计划书》，初步奠定了日后北京师范大学的规模。五四运动时，陈宝泉与蔡元培等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体现了一个敦厚师长对自己学生的爱护。他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聘请一批著名学者来高师执教,如王桐龄、邓萃英等。陈宝泉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能正确处理、继承祖国传统和学习外国先进方法的关系，他曾在《国民镜》中鲜明地指出：“不墨守唯我独尊的谬见，对于中外学问事功，其爱憎取舍，论其实不论其名。”他强调大胆学习外国的先进思想，并引俗语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国家若不取法各国，何以富强呢？”正确的态度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本国为完全独立之国”。
陈宝泉是我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伟大的爱国者和拓荒者，从书刊编辑、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小学教务长到大学校长，从直隶学校司、清廷学部到中华民国教育部，再到河北省教育厅，他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教育家，他服务于教育界近40年，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在担任北京高师校长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他在北京高师的事迹和关于师范教育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28年，陈宝泉离开教育部。1929年，任天津市政府参事、教育部名誉编审、天津贫民救济院院长，又在南开大学兼课。后任天津广智馆董事、青年会董事、铁路同人教育会副会长等职。1930年底，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打电报指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1933年拟定《河北省教育三年计划》，整顿高等教育，开办义务教育实验区。1935年7月，蒋介石政府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陈愤而辞去厅长职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热情接受天津市教育局邀请，给中小学教师作报告，劝勉教育界同仁发奋图强，共赴国难。当时天气炎热，他情绪过于激动，又患高血压症，从此卧床不起，医治无效，于天津沦陷之日逝世，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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